子貢與孔子
在孔子的諸多弟子中，子貢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之所以特殊，首先因為他是一個生意人，一個生意做得很大，以至於《史記貨殖列傳》富翁排行榜上赫然名列第二（頭一名是財神爺陶朱公范蠡）的跨國企業大老闆，我們知道，孔夫子對做生意這種事是極不欣賞的。他曾在會見魯哀公時指出：“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孔子世語卷二》）“市”竟然可以和“竊”相提並論，可見他還無法設想後代集義利於一身的“儒商”形象。這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理論在這方面的運用。他又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執鞭之士”，楊伯峻先生準確地翻譯成“市場守門卒”。這句話的潛臺詞似乎是說：憑正當手段來做生意，是不可能發財的──孔子發財正當途徑是做官，他在魯國做大司寇的時候“奉粟六萬”，後來衛靈公也將同樣多的高薪如數付給他──這是“無商不奸”一語比較含蓄的說法。更有一次，孔子直接把子貢和他最得意的門生顏回對比，說：“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庶幾達到聖道的人是窮光蛋，而端木賜（按即子貢）這種不守本分的人去搞投機買賣居然能牟取暴利！這顯然是在為顏回鳴冤叫屈的同時譏諷子貢。
子貢在孔門弟子中地位相當高。孔子雖說號稱弟子三千，得其真傳者不過七十二人，而七十二賢嫡系門生主要是十哲，這十哲之中就有子貢的大名。漢代的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九等人中將子貢劃為第三等，唐玄宗又追贈他為“黎侯”，陪孔子從祀。所以事情就顯得有些奇怪了。怎麼子貢這樣的商業界巨頭，竟然能成為孔子的高足呢？這個難題對歷代儒者們來說是尷尬的。好做翻案文章的清儒崔述說：“按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雲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濟虛，使不至睏乏耳。非糴賤販貴，若商賈所為也。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貢學道，而躬行商賈之事，孔子不知當以何斥之。”（轉引自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貨殖列傳》）他的邏輯是既然子貢是先賢，不得隨便懷疑，而投機倒把、賤買貴賣之類鄙事君子顯然不屑為之，因此子貢只不過是貼補家用而已，哪可能是做生意的大亨呢？事實竟然可以按照一廂情願的主觀願望而歪曲到如此離譜的地步，實在可笑。而類似可笑的言論，宋儒早就說過。程頤說：“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朱熹《四書集註論語先進》）竟然一口咬定子貢是在入孔門之前做過小生意，以後則棄惡從善、洗手不幹了。這自然是想當然的無稽之談。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明明白白地記載著孔子死後，子貢“結駟連騎”威風八面地去會見“隱於草澤之中”的子思的故事，很好地說明了子貢是乃師逝世後才發跡的。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子貢自己做出來的。有人問子貢孔夫子門下怎麼亂七八糟什麼樣的人都有？子貢回答說：“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說苑雜言》）然而，子貢絕對不是一般的需要矯正的枉木疾人頑鈍，他還是孔子最寵愛的弟子之一。《論語》裡面出現次數最多的並不是顏回，也不是後來發展了孔子思想的子思子夏等人，而是子貢。顏回子思出現二十餘次，子貢卻出現達到五十餘次。無獨有偶，當孔子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因而發出“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浩嘆時，站在一盤聆聽的也是子貢。朱熹也說：“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轉引自錢穆《朱子新學案》第1141頁）
除此而外，有沒有可能出於感情因素──畢竟追隨那麼長時間了──孔子對子貢有所偏心呢？這種可能性也不大。我們知道，孔子是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情感服從理性的人。親生兒子死了，《論語》上也不曾看到任何反應，而優等生顏回死了，卻傷心得說出“天喪予”“非夫人之為慟而誰歟！”那樣極端的話。由此推知，孔子對子貢的垂青也必定存在著某種超情感的更為深刻的理由。大膽一點說，子貢身上一定有什麼東西吸引了孔子。
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子貢有什麼特點。子貢最顯而易見的特點是能說會道，是孔子“言語”一科的高材生。然而孔子似乎並不欣賞好逞口舌之快的人。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有口才的很少是仁人。“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論語公冶長》）辯才無礙的人是討人嫌的。“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喭。”（《論語先進》）這愚、魯、闢，其實並不是貶詞。因為真正的仁者形象是執著得近乎迂闊，認真得近乎痴愚，因而在世俗社會中是吃不開的。至於雄辯者，給人的感覺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瓏，他們感興趣的是如何讓別人屈服於自己語言的邏輯力量，而對自己的辯詞是否通向真理常常至少是來不及關心。對於雄辯者來說，原則是有彈性的。為了迎合聽眾，他們必須重新解釋原則，使它和非原則界限的逐漸模糊，因而也就常常犧牲了原則本身的純粹性。子貢的能言善辯，與他商人的角色意識是符合一致的：兩者都需要隨機應變的靈活頭腦，都需要具備隨時準備遷就世俗的心理素質，都需要超逸出固定法則之上的某種悟性。這種性格傾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非常投合孔子心意的。
看官或許要問：此話怎講？我們說，理解問題的關鍵在於孔子對“仁”的基本態度。“仁”並不是一個“捨生取義”之類的終極性抽象概念，它還有著豐富而具體的廣泛的目標指向；它不僅僅是人獨善其身時的人格理想，而且是人兼濟天下時的行動綱領。或者用馬克思的語法來說，儒者不光是要認識這世界，而且要改造這世界。這就決定了仁學不能僅只是剝離了內容的乾枯信條，而且還必須具有可操作性。要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須使其被普遍接受。對孔子來說，就是被君主接受。而被接受的前提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不拘泥於原則的某種程度的靈活性。這樣我們就跟子貢接近了。只有顏回子思在陋巷不改其樂的這種仁者型別的學生還不行。朱熹講得很透徹。他說：“如原憲（按即子思）只是一個吃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糾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轉引自錢穆《朱子新學案》第1142頁）孔子還需要子貢宰我那樣智者型別的弟子。在孔門弟子中，真正比較能辦實事的，好象也只有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子貢。吳國向魯國強徵百牢（百頭牛），是子貢出面費了一番口舌讓吳國放棄了這一無理要求；孔子被困於陳蔡之間，是子貢跑到楚國去向楚昭王討來了救兵；齊人田常篡位，為穩定寶座，對各國諸侯態度相當殷勤。魯國人乘機派人去索要被齊國侵吞的魯國舊地。那兩位不辱使命，順利完成任務的使者，其中之一也正是子貢。子貢最出風頭的事穿梭往來於五大國之間，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將勾賤夫差這些一流霸主玩弄於股掌之間，在他的指揮下，造成了“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的政治局面，對春秋末期的政治形勢起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當然，據某些歷史學家看來，上述有些史實未必十分靠得住，但無論如何，子貢成為這一故事的主人公，應該與他自身的性格不無關係。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子貢智則智矣，但在仁上的.修養尚欠火候。《荀子大略》有子貢厭學的記載，《鹽鐵論殊路》中，桑弘羊嘲弄子貢不象子路那樣為孔悝死難，卻毫無信義地臨陣遁逃。上文提到的子貢見子思一事，於子貢臉上也未見得十分光彩，因為其會見的主要目的是向他的昔日同窗擺闊。《論語》一書中，我們很少見到孔子讚揚子貢。子貢曾經自我表白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卻非常不給面子地回答道：“賜也，非爾所能也。”（《論語公冶長》）子貢有一回講別人壞話。孔子教訓他說：“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子貢在做魯國大夫時，根據邾隱公向魯定公獻禮時雙方國君不合法度的舉止神態，準確地預言了這兩個人將很快先後倒黴。當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子貢的判斷時，孔子對他仍有微詞：“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也言。”（《左傳卷十一》）嫌他太饒舌。孔子甚至還斷言在自己死後子貢這個人也好不了。他說：“丘死之後，商（按即子夏）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己者。”（《說苑雜言》）對這樣的現象，司馬遷附議《孔子家語》的評論，認為：“子貢利口巧辯，孔子常黜其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這是把問題簡單化了。荀況曾經指責管仲“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這樣的話和拿破崙所說的“一個優秀的元帥應該只有頭腦，沒有良心”之類高論相比，的確倒是相映成趣。實際上，力功者很少能同時力義，力知者很少能同時力仁。頭腦和良心能同時兼顧者，除諸葛亮、王守仁等少數幾位名將名相外，古往今來能夠及格的人，大概也不會太多。
回到全文，我們說孔子對子貢既喜歡又不滿的矛盾心理，歸根到底還是導源於他仁學的濃厚入世性。這一特性要求儒者既能方又能圓，既能遊刃有餘地優遊於社會，又能堅持自己的仁學理想。這對孔子構成了一個悲劇性的兩難選擇：要媚世取容是不行的，是“鄉愿”的做法，而“鄉愿”是“德之賊也”：要一絲不走樣地捍衛原則，那麼這原則也就會變成美麗的空中樓閣，不具有實踐意義。他不能在這兩者之間走不偏不倚的平衡木中庸之道，他必須做出抉擇。孔子在周遊列國的宦遊生涯中，並不是沒有試圖做出某些妥協讓步，例如曾先後準備投奔聲名狼籍、造自己主子反的公山不狃、佛肸，結果反過來被子路用儒家大道理數落一通，後來不得不放棄初衷。又有一次竟去見當時著名的生活作風有問題的衛靈公太太南子--十分令人想起宋江為了請求朝廷招安去賄賂陳師師開後門，要她向皇帝發動枕頭攻勢--搞得為了平息子路的義憤而指天發誓。總的說來，孔子做這類事總顯得心虛氣短、中氣不足。《論語》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足資證明他的心境；“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子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王充認為這段話甚是無理：“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使子貢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論衡問孔》）
如果我們認識到孔子的內心苦衷，上述對話可能就容易理解了。孔子在這裡與其說是比較顏回與子貢哪一個更賢，倒不如說是比較他們兩種人格型別--仁者和智者，或者說思想家道德家理想家與政治家外交家企業家這兩種型別哪一種更為可取。之所以有此一問，恰好表明了孔子難以言表的困惑。孔子承認，他和子貢一樣，在賢的程度上都不如顏回。因為原則問題在一定條件下是否可以鬆動，他至少在這方面動過念頭。而顏回則決無此種可能。對顏回的一再肯定，充分顯示了孔子身上思想家道德家理想家那種傾向畢竟佔了上風。《論語》倒數第二章，即“子張篇第十九”，有幾段子貢用最高階形容詞來歌頌他老師的話。有些人看到子貢在實際事物中如此能幹，又顯然是當時政壇上正在升起的一顆新星，卻為孔子守孝六年，並且總是口口聲聲讚美孔子的偉大，感到有些不可理解，認為是子貢故作姿態地謙虛。子貢答覆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他的話是真誠的。世人只知道子貢春風得意一時，卻不知道這種個人功名不能垂諸永久。但是，作為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卻知道。子貢曾問孔子自己是何許人也？孔子回答說：“器也。”什麼器？瑚璉。一種相當尊貴的用於祭祀用的器皿。然而孔子在另一個地方又說：“君子不器。”本事無論如何了得，子貢充其量也只能充當祭祀的工具，卻不能像孔子一樣，其本身成為後來祭祀的主角。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子貢“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憑著巨大的財富一直做到魯國衛國的宰相，並因此得出結論說：“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這個結論卻未必非常準確。誠然，子貢在推銷儒家學說方面固然功不可沒，但是，孔子思想倘沒有其內在合理性，子貢無論怎樣人前人後地做廣告宣傳，也遲早會歸於夭折。相反，孔子思想有了其內在合理性，沒有子貢，仍然會流芳百世。孔子在世時，始終恪守自己的哲學，沒有稍加貶損以苟和當世，這使得他終其一身四處碰壁，未能實現自己政治主張就飲恨辭世。同時，也正因為他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理想主義精神，才使得他的思想成為千千萬萬的偉大信仰，成為統治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的官方哲學。這或許是孔夫子始料不及的。然而，誰又能說這裡面不包含著歷史選擇的某種必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