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經》成為佛教信眾的安心寶典
《心經》至少在唐代中葉以後，逐步成為佛教信徒們以及佛教愛好者們用以指導人生修養、指導日常生活的重要佛教經典，併成為了中華文化體系中的安心寶典。
不過，從《心經》傳入中土，到它的地位獲得如此巨大的提升，這中間經過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心經》最早的翻譯可能在魏、晉之間。樑僧佑《出三藏記集》載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神咒(一卷)”及“般若波羅蜜神咒(一卷，異本)”，僧佑將它們歸入“失譯”經錄內，所指即是這部《心經》。(僧佑，第177頁;參見《中國佛教》[三]，第136-137頁)這個最早的《心經》譯本，後來被歸在著名佛教翻譯家鳩摩羅什名下，稱為“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心經》初譯之後，似乎並未流行。唐貞觀末年，玄奘法師開始般若類經典的組織、翻譯工作。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他譯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卷;次年，譯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卷。(見《玄奘研究》，第119頁)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皇太子即後來的中宗皇帝滿月之時，玄奘向高宗敬獻金字《般若心經》以及其他法物，以示祝賀和祈禳之意。(見《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玄奘此舉顯示他對《心經》的看重，尤其是對《心經》的祈禳祝福功能的重視。玄奘獻金字《心經》的事件，可以看作是《般若心經》在中國傳播的真正濫觴。從此，新譯《心經》日漸成為唐宮廷中重要的安心經典;這對於日後它從宮廷擴充套件到民間，從而演繹為影響廣泛的中華文化中的安心寶典，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由玄奘法師口授、弟子辯機記錄而成的《大唐西域記》中，並沒有提到《心經》，不過玄奘西行求法時遭遇種種艱難困苦，他的這種非同尋常的經歷也一定給他的弟子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2]此外，如我們所見，他確實是中國推重《心經》的開端。以上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加上在《心經》中“觀自在菩薩”(在玄奘之前的失譯本中，稱為“觀音菩薩”)所起的關鍵角色，便衍生出了玄奘由觀世音菩薩授予《心經》，因而能夠避禍祈福、完成取經使命的著名歷史故事。
這個故事或許在中唐之時已經廣為流行。它的流行即是中唐之時民間社會日益以《心經》作為安心經典這一歷史過程的表現，同時也對民間社會《心經》安心這一傳統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編輯於北宋初年的《太平廣記》，就從唐人的《獨異志》及《唐新語》兩本文獻中輯錄過這樣的故事：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床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二《異僧六》)
上面這個故事說明，唐人已經稱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多心經”，表明中國民間“多心經”這個著名稱呼——特別因為《西遊記》的使用，這個稱呼被人們廣為知曉——確實淵源悠久。這個故事代表了中唐以後民間社會在《心經》信仰上達成的一般性的“共識”：人們認為，《心經》具有避禍祈福的神奇功能，它在著名的玄奘法師那裡已經生效，對於其他信仰它的人們也必有類似的效果。與這種民間態度形成有趣的參照，知識精英們對於《心經》的`理解也正在發生相應的轉變：如果說在玄奘之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佛教知識精英們對於《般若心經》中的“心”字並非指人心之“心”這一點大都瞭然於胸;那麼隨著時光的流逝，學者們則情不自禁地傾向於以“人心”之“心”解讀《心經》之“心”。隨著信仰佛教或者同情佛教的精英知識分子的這種解讀，智慧學系統的《心經》也就順理成章地轉型為安心傳統的《心經》。
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佛教知識精英對《心經》解釋中的這種轉型。一個例子是玄宗朝資深官員、詩人和學者張說。在為祕書少監駙馬都尉鄭萬鈞所作石刻《心經》寫作序言時，張說就從“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的角度，解釋《心經》之“心”字，他說：
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元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舍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法中立，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乃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啟未來之華葉。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五張說[五]《石刻般若心經序》)
另一個合適的例子是肅宗朝國師、禪宗著名導師慧忠。在其所寫的《般若心經序》中，慧忠已經直截了當地把《心經》之“心”字，解讀為“諸法唯一心”之“心”：
夫法性無連，豈藉心之所測;真如非相，諜假言之所詮。是故眾生浩渺無窮，法海汪洋何極，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裡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又擬日中逃影。茲經喻如天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法唯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故號總持;悟法無生，名為妙覺。一念超越，豈在繁論者爾。(《唐文續拾》卷八“慧忠”條)[3]
到此為止，可以說構成中華安心《心經》傳統的兩個必要條件都已經具備：其一，人們認為《心經》是一部能夠避禍祈福的具有神奇功效的佛教經典;其二，人們認為《心經》是能夠指導人心、安頓性靈的佛教經典。還有兩個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是當時流行於印度、中國之間的觀音信仰(如我們所知，可能還要加上阿彌陀信仰);由於《心經》在相當程度上被看成是觀音系統的經典，它的地位在這種信仰背景中必然得到巨大的提升。另外一個因素是《心經》的篇幅，《心經》全文漢譯不過260字，可能是全部漢譯佛教經典中篇幅最小的一部;這雖然只是一個偶然因素，但在崇尚簡易的華夏文化氛圍中，卻使它不期然而然地具備了易於普及及流傳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