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讀孟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存在的意義》的論文

摘 要：

關鍵詞：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這一終極自人有了自我意識開始便在不停地思索、不停地追尋。人緣何而存在？細細品讀米蘭孟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我在此中發現了“存在”的奧祕，簡單的說，那就是“對於他人有意義”。

“她既非情人，亦非浪子，她是一個被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子裡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床榻之岸。”這在書中反覆出現的意象，正如書中所說的，顯現著生命的偶然。托馬斯偶然地代替主任出差，偶然地來到酒吧，偶然地被當值的特蕾莎看到，特蕾莎偶然地出走，偶然地在托馬斯家偶然地發起高燒。托馬斯和特蕾莎的愛情乃至他們兩人生命路程的改變，一切從偶然開始。

偶然之於愛情，我們稱之為緣分；之於生命，我們尊為命運。

是的，我偶然地遇上了你，偶然地又愛上了你，偶然地讓你成為了我心中的唯一。事情總不會按照誰臆想的方向去發展，一切事情命運之中早有定數。有時你會覺得自己的想法或者行為明明是改變了命運的程式，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小小的扭轉了一下事情發展的方向，但當你跳出這一段遠遠回顧時，你會發現這所有發生了的都與命運有關，與定數有關。我過去年幼，總是倔強地堅持不屈從，覺得所謂“命”只是老人家的迷信，是出自生命已虛短的無力抗爭和絕望，認為自己會是扭轉乾坤的能人。如今我尚年輕，但許多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經歷，迫使我漸漸的信了命。如佛祖所說的，劫。其實這也不是消極。我是善良的人，我只是不再與世界無理抗爭、尖銳對立，而是學會了感激，感激一切的存在，感激那不管是疼痛的抑或是幸福的安排。

從這點來看，我與特蕾莎多少是相近的，我們都是追求安穩、順其自然的孩子。恰恰相反，薩比娜，小說中那個不斷逃離不斷背叛的畫家，以相反的方向大步流星地走下去，告訴我們什麼是輕飄飄的人生。如果說特蕾莎與托馬斯，乃至我自己的生命是沉甸甸的，我們總是不由自主的承擔著責任、名利、事業、幸福、另一個人的重量，那麼薩比娜她便如同一朵輕盈的蒲公英，吹到哪就在哪著陸，隨意地交出自己，然後風一起，便可以瀟灑地拋下所有生活、她的.畫廊、她的情人、她的國家，踏上旅程。這本書的名字《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我一直認為，事實上應當譯為《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生命只是一種物質的時空意義上的存在，而於作為人的存在而言，存在感的獲得更多的是心理的、感受的、心靈的，“存在”的內涵是廣博深重的，是在社會互動和社會關係網中才能構建起來的，它不能等同於生命。

關於輕與重，靈與肉，不可調和的兩重性，昆德拉在書中以鮮活的角色給我們呈現了不同的選擇、不同的人生。人只能活一次，選擇也只有一次，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選擇之外的另一段路途會有怎樣的風景。這是昆德拉小說裡關於人生一次性的“存在之思”，是人類自遠古以來便存在的兩難困境。中國古語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不管恐懼與否，我們都必須做出選擇，而且是自己去選擇，哪怕你選擇的是聽從他人為你決定。其實，或許也不需要太恐慌，正如我前文所說的，一切與定數有關。一直走下去，或許我們就會有明媚的風光。我不贊同德國的一句諺語：“Einmal ist keinmal.”（意為“只發生過一次就像壓根沒發生過一樣。”）存在感不是基於以一次、兩次這樣的頻數來計算的，也不是基於一生中的貢獻、不是參與追悼會的人數。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別人對你如此，你對他人來說也一樣。高中的政治課堂上經常會說，“我思故我在”是主觀唯心主義，但我認為“我思”確是一種“我在”的自我證明。而根據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的“鏡中我”理論，這種“我思”實際上正是他人這一面鏡子的投射。存在是基於意義而言的，而且存在是相對的。這裡的“存在”不是指馬克思主義裡客觀的東西。在認識你、且心裡有關於你的一定意義的人的環境中，你是深刻感到自己的存在的，即便對方是恨你的。而在一個陌生人的世界裡你會充滿憂慮，因為你不知道你是誰——你是他們的誰，對於他們的內心來說你的位置在哪裡。

意義，這就要回到“輕與重”的問題上來了。小說的後序裡寫道：“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存在。”很明顯，我是同意人生該是有分量的。現今很多人稍有壓力便無病呻吟著：“我好累，生活好大壓力，活著沒意思。”反過來一想，如果人活在世上什麼都沒有，沒有牽掛的親人沒有為之拼搏的事業，什麼都不屬於你，而你也不屬於任何人任何東西。這樣的世界是多麼的可怖，生命有不可承受之輕，昆德拉給叫囂的社會潑了一瓢冰水，一悶棍把人們震醒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可以說是一部哲理小說，一部會激起人反覆闡釋的慾望卻又很難闡釋徹底的作品，這大概也正是其魅力所在。其中的韻味還需積累更多的人生閱歷方能真切領悟得到。托馬斯與特蕾莎的偶遇註定了他們在彼此的生命中長久逗留，而我與昆德拉小說的邂逅也將在我心中久遠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