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忠信思想的內容及意義探討論文

一、孔子忠信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是經歷著從領主制向地主制過渡的時代，也是社會各階層的人被不同程度地捲入社會大動盪中的時代。社會的動盪必然會引起經濟政治領域的重大變革，某些新思潮也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應運而生，從而構成了孔子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1. 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自鐵製農具的廣泛應用開始，《管子·輕重乙》提到：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1]

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農家必備的生產勞動工具中，鐵器工具已佔據主要地位，這必然會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經濟結構已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西周以來的領主制經濟基礎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盡頭，而大小諸侯國要想壯大自己的勢力，守護自己的領地，掠奪別人的領地，變革當時的剝削方式和經濟結構勢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稱霸的齊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議下實施了“相地而衰徵”和“按畝而稅”之制。這是一種以實物地租為主的剝削方式，即領主可以根據私田的地質情況來徵收一定的實物，這樣公田上的勞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實物地租，兩種剝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領土階級與農奴之間的矛盾，從而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發展，楚國和鄭國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543 年也先後進行了類似的改革。

2. 動盪社會的統治危機

首先是政權的統治權利逐級旁落下移。平王東遷，東周以後，周王室衰落，雖然還保留著西周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社會等級結構，但周天子已失去了號召天下的權利，逐漸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成了徒有虛名的領袖。這時候，各諸侯國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周天子不但駕馭不了諸侯，反而受到他們的藐視。同時，諸侯國內部的混亂統治使得爭權鬥爭加劇，各諸侯國為了權力和利益，開始對外進行兼併戰爭以維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道德失範、禮崩樂壞就是在這種內鬥的狀態下形成的社會現象。《詩經》中“君子屢盟，亂是用長”[2]便是對這段禍亂的描述，著實反映出諸侯各國屢次結盟而又不能守盟，導致亂事滋生，國與國之間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3. 思想觀念上的新思潮

首先是“天命”觀念的變化。在傳統的天神崇拜觀念中，堯舜和西周時代的人們對“天”的敬畏是無可置疑的。西周時期總結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觀念，周人通過殷商滅亡的教訓，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漸認識到民眾力量的強大，認為“保民”才是獲得“天命”的必要條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統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時期，重人事輕天命的觀念更為突出。隨著各大小諸侯國經歷著由強盛到衰敗、由衰敗到強盛的過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政治興衰和政治變化的原因。更多人開始擺脫“天命”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從現實中出發，找尋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鄭國子產“天道遠，人道邇”[3]的思想將“人道”與“天道”區分開來，認為人際間的道德規範才是人們必須崇尚和遵守的行為準則。孔子正是研究“人道”這門學問較系統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對春秋時期重人道輕天命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其次是“禮”觀念的變化。隨著“天命”觀念的變化，與“敬天”、“祭祖”的儀式相混的“禮”,在春秋時期萌生了“禮”、“儀”分開的觀念。正如魯昭公訪問晉國時，在晉國迎接到贈禮的儀式上，做得一絲不苟，卻被晉國名叫女叔齊的大臣稱為不懂“禮”,他稱： “是儀也，不可謂禮。”[4]

認為“禮”是用來守護國家的，而魯昭公本末倒置，不去體會禮的由來，卻把精力全放在學習這些儀式的細枝末節上，根本稱不上是懂“禮”.孔子“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 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5]正是對“禮”的新看法，即“禮”與“儀”區分。可見，“禮”是維繫政治秩序和社會風氣的核心原則，而“儀”則只是它的具體表現。在孔子看來，要改變春秋天下混亂的局面，就要提倡“禮”所規定的政治關係和秩序。

二、忠與信的辯證統一

在孔子《論語》中，“忠”出現了 18 次，“信”出現了38 次，“忠信”連用出現了 7 次。孔子對“忠信”給予了高度重視，並將二者列為四教之內，那麼二者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呢？

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質性。“忠”從中從心，“信”從人從言，但人說出什麼樣的話，做什麼樣的事，最終歸結於有什麼樣的心。如果將“信”看成是主客體之間雙向或多向的承諾時，這樣的承諾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實意，就不得而知了。這樣的承諾缺乏來自於內心真情實意的支撐，其實現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因而，“信”應當以“忠”為根基，從“盡心”出發。“信”不僅是主客體之間雙向或多向的承諾，而且這樣的承諾出自主體的真情實意，一個人沒有忠誠之心，他將沒有忠誠之言，更沒有忠誠之行。可以說，“忠”是“信”的依據，“信”是“忠”的外在表現，二者互為表裡，相互貫通。童書業先生認為： “‘忠’者必‘信',故孔子屢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誠實之意，為道德之本。”[6]著名理學家朱熹對“忠信”的分析更為透徹，他認為：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7]

這些簡明扼要的解說，明確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質與關係，二者雖然名詞不同，究其本質，都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質。“忠”、“信”二者雖然具有同質性，互為表裡，但還是有所區別並各有側重的。“忠”來自於人的內心，是人的內心品質，側重點在“我”.“信”是主客體交流時的雙向或多向信任，側重點不在於自己，而是“他”.如果將“忠”規定為“內忠於心”的話，“信”更側重於“外信於人”,前者體現的是內在的自我修養和自我完善，後者體現的是外在的社會關係和道德踐行。

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內容

1. 立身之本

忠信是個人立身、處事和生存的基礎，是一個人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孔子在《為政》中提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8]69 -70孔子將“信”比作“輗”和“軏”,告誡人們“信”就如同一個人的脊柱，如果沒有了“信”,人就如同馬車失去了“輗”和“軏”一樣寸步難行，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當時的社會雖說是亂世，也有各種法律法規和行為規範的約束，正因為有了忠信，各種法律法規和行為規範才能得以正常執行，而不至於成為一紙空文。

忠信是君子必備的重要品德，而“言忠信”、“行篤敬”是君子踐行忠信的完美統一。子張問孔子如何才能處事通達，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8]69 -72說話忠誠守信，做事厚道謹慎，即使到了落後之地也會暢通無阻。“言忠信”和“行篤敬”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忠信”側重內在的動機，“篤敬”側重外在的行動，二者互為前提而存在。孔子多次強調君子應“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欲訥於言而敏於行”[8]69 -72.君1言，並用行動來成就自己的忠信，那麼民眾也會跟隨他走向忠實。由此可見，“言忠信”和“行篤敬”共同構成了一個人的忠信人格，忠信人格就像一個人的靈魂，是人存在於這個社會的基本條件，也是忠信政治的基礎與保障。

2. 交往之道

與朋友交往講忠信，是實現人與人之間溝通與合作的重要前提。孔子的弟子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9]3 -4子夏也曾提出：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9]5 -6可見，孔子的弟子們都將“信”看成是朋友交往的準則。為此，孔子更是把“讓老人安心，讓朋友信任，讓少年得到愛護”為“子之志”[10].在擇友方面，孔子認為要結交志趣相投、品行一致、博學多識之人，他說：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9]5 -6還特別強調：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11]

有益的朋友是正直、誠實、博學多才的，而有害的朋友是虛偽諂媚、阿諛奉承、巧舌如簧的。因此，在與人交往中，要分清對方是有益還是有害之人，擇同道者而友之。總之，朋友之間的交往應當以“忠信”為衡量標準，這不僅是實現人際關係和諧的'基礎，也是社會安定與發展的保障。

人與人之間除了有超越血緣關係的朋友之誼，還有隱藏於人際關係背後的經濟利益關係，即義利關係。義利問題是在春秋戰國時代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因原有經濟結構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現，追求利益成為當時勢不可擋的趨向。而人們為了利益背信棄義、爭奪不休，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孔子的義利觀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了。在孔子那裡，他首先肯定人們對自身正當利益的追求，他說：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12]42 -43他還主張統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3],藉著對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們得利，這也就強調了“民之利”的重要性。那麼如何看待“利”,如何獲得“利”,如何處理好“利”與“義”的關係，在孔子那裡，我們也找到了答案。

他主張以義導利，提倡人們“見利思義”[14].同時反覆強調：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42 -43這裡的“道”,就是“道義”,他主張人們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要尊重道義，而講忠信，便是符合道義的。由此我們便可以明確“義”、“利”和“信”之間的關係： 利益的追求應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之上，同時還要恪守誠信原則。這正是孔子義利觀的內容，也是實現社會忠信交往的關鍵所在，如此，一個講忠信的社會風氣才會出現。

3. 為政之德

忠信不僅是個人立身處事之本，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制度得以健康執行的基礎與保障。在孔子的經典著作中，不僅包括個人忠信之德的內聖修身，也涵蓋社會忠信之德的外王開拓。若沒有社會制度的規範，個人忠信便無法得到外在的保障； 同樣，若只看重社會制度上的忠信，沒將忠信觀念根植於人的內心，也就無法轉變為人自覺自願的活動。忠信觀念對於一個國家的社稷是相當重要的，在《顏淵》中，子貢問怎樣去治理國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個，應該選哪一個，曰： “去兵。”子貢再次提出選其一而去之，子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15]174 -178於現代人的思維，首先要解決的是物質上的需求，而孔子認為比吃飽肚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於是提出了“民無信不立”這一響亮的名言。可見，忠信為立國之本，是當政者的為政之要。

孔子還認為，要想政治忠信於民，還必須做到政令實施以守信為主，保證政令的可信度。荀子曾說： “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議兵》） 如若政令不一，缺乏政治上的可信度，國家就會失去依託，社會秩序必將混亂不堪。在君臣關係上，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16],臣以“忠”首先是君要以“禮”相待。

可見，這是一種平等的關係，臣並不是無條件地“忠”於君，而是要在符合道義標準的條件下去侍奉君主。在臣民關係上，孔子主張“居之無倦，行之以忠”[15]174 -178,這實際上是要求為官者從自身做起，在位時勤勤懇懇，執行政令忠心耿耿，才能使人民忠誠。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17],為政者只有勤政為民，為百姓做事，臣民關係才會和諧發展，百姓才會辛勤勞作而無怨言。在選拔為官者上，孔子主張以“直”為標準，提拔正直之人，擱置邪曲者之人，正直者秉持公道，盡忠職守，百姓就會服從。孔子曾感嘆： “直哉！ 史魚。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君子哉！ ”[8]69 -72可見，在孔子的為政之德中，政令的實施和為官者的品德也是政治忠信於民的關鍵。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忠信思想是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的重要德目，對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際交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研究孔子的忠信思想不僅可以為我們研究儒家文化提供新的視角，還可以為現代社會踐行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精神支援。

[參 考 文 獻]

[1]張小木。 管子解說全本（ 輕重乙） [M].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9:576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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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德靖。 朱子語類（ 卷二十一·論語三） [M]. 北京：中華書局，1986:1126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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