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群體與清初白居易詩的流行
遺民詩群對白居易的崇尚，並沒有為詩壇所一致贊同。以下是小編分享的遺民群體與清初白居易詩的流行，歡迎大家閱讀!
一
白居易詩在晚明時期曾得到公安三袁等人的青睞。降至清初，貳臣詩人的佼佼者錢謙益和吳偉業也不同程度地學習白詩，錢氏詩作，“晚更而放之於香山、劍南”，吳氏的“梅村體”歌詩，也取徑於白氏的新樂府。不過，錢、吳二人倡揚白詩的言論卻並不多見。真正大力以白詩相號召，並以創作實績展示於詩壇者，不得不推遺民群體。遺民的心路歷程與白居易不無相似，故而對白氏詩歌如痴如醉。以此為基礎，他們對白氏生命後期閒適恬淡的人生境界心有慼慼，試圖以之撫慰自身憤懣不平的心緒。
遺民群體與白居易的政治地位既不可同日而語，物質生活水平也有天壤之別。遺民入清後僕僕風塵，為謀求稻粱而殫精竭慮，幾於朝不保夕。白居易的仕途雖非一帆風順，終則歷任太子少傅、刑部尚書等職，並且時有歌姬美酒陪伴左右，少有衣食之憂。不過，這些差別並未妨礙遺民對白氏的高度認肯。其中最主要原因，大概是二者心路歷程的相似。如所周知，白居易的心態經歷了從高亢到平和的轉變。貶官九江後，其前期兼濟天下的巨集願日漸消沉，轉而以獨善其身為鵠的，《秋日與張賓客》曰:“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並。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先濯塵土纓。”與其相似，遺民詩人在國變之前多負經世才具，意欲有補於世，扭轉乾坤，後來則由於多種因素，有志難伸，在清朝的統治日漸穩固之後，更加趨於心灰意冷。如方文年輕時以陳登自比，豪氣沖天，鄙視求田問舍之舉，所謂“我亦負奇氣，渺視鄉里儔。侈志營四海，豈肯潛一丘”，但遭逢易代後，難有作為，於是轉而嚮往田園生活:“何如息塵鞅，還歸舊田疇。田家力作苦，衣食得自由。天運苟不回，已矣吾將休。”方氏友人潘江早年也以匡世濟民為願，“直擬功成將相時，凌煙閣上圖光儀”，在明室覆亡後失去用武之地，於是徑直以“煙霞客”自居，自認“合伴青松與白雲”。錢澄之在南明滅亡之前汲汲奔走，力圖挽大廈於將傾，“精衛思銜木，夸父空飲河”，但一腔熱情最後終歸於消散，轉而明言“學禪心未了，入世志全灰”。遺民群體與白居易的心態轉變，具體原因雖有差別，但路向與歸趨則如出一轍，這也拉近了雙方的時空距離。
遺民詩人對白氏詩集抱有極高的閱讀興趣，在閱讀過程中，他們深入體會並領略到白居易其人其詩的豐富內涵，進而產生傾慕之情。方文三十九歲時所作《卜居》詩中即有云:“窗間山色青兼赭，架上詩篇白與蘇。”十二年後其在《夜讀白詩》中又生動描繪了自己閱讀白集的心態和感受:“門巷秋陰斷往來，階除晚霽獨徘徊。消愁唯有香山集，夜夜燈前當酒杯。”兩詩前後跨度達十餘年之久，而他對白詩的閱讀興趣則日漸其濃。前詩將一瓣心香敬奉白居易與蘇軾二人，應當是看重他們超然出塵的情趣，後詩則明確將白詩當作“消愁”的唯一憑藉，尤可見兩者心靈的高度契合。像方文這樣把白詩當作消愁解憂工具的遺民還有不少，如黃宗會在貧病交加之際，從閱讀白詩中覓得極大的精神慰藉，他描述翻覽白詩時的心理狀態說:“臥病欲惜神，捐書惟務默。迴旋失旦暮，蓮心漸埋塞。跫然感足音，悲於逃虛客。乞靈白傅詩，覃思忘枕蓆。閒居及寄諷，傷悼兼羈謫。當其心解時，渙渙若冰釋。”向白詩“乞靈”，方才從孤寂無聊之中擺脫出來。從上引詩作來看，遺民詩人與白居易雖然異代相隔，卻靈犀相通。當然，由於出身及遭際的差異，遺民詩人對白氏思想的好尚，重心亦非完全一致。但就總體情形而言，其尤所致意者，則在白氏閒淡自適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
我們知道，受儒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以及佛道思想的影響，白居易對閒適的追求念茲在茲:“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力圖達到“世役不我牽，身心常自若”的人生境界。早在為官初期，他在詠歌生民之病的同時，就不時流露出避世自適的思想，到晚年後，在政治環境日趨險惡，自身不斷遭受打擊後，其物外之情也日趨濃厚。相關作品在集中俯拾即是，此不贅引。白氏力圖超脫現實的生存智慧，在其身後就備受關注，也為歷代文人所不斷闡發。對於此點，時常閱讀白集的遺民詩人心領神會，並異口同聲地表達景仰之情。方文曾以“仙”來稱呼白居易:“長慶風光俱在眼，香山胎骨本來仙”，羨慕其逍遙物外的人生風姿，可見他對白氏性情的深入體察以及本人注目所在。潘江也高度認同白氏兼取佛道思想的人生價值觀:“漫道千年人已逝，尚存百卷調逾高。心情疑是仙兼佛(自注:公少好神仙，晚學浮屠)，骨味全同杜與陶。”魏禮則強調:“白傅真恬淡，不獨為詩人。”首重其“恬淡”的人生態度，暗自流露出追攀之意。此種意向也為諸多遺民所共有。朱鶴齡就指出:“有真閒適，而後有左司、香山之詩。”徐增也認為:“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聱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在揭櫫白氏的“閒適”、“淡曠”與詩歌之關聯的同時，群相將其人生境界作為典範。不僅如此，白氏排遣人生不如意的重要手段，亦即縱情詩酒，在遺民群體中也得到了繼承和發揚。白居易在詩中描繪自己於詩酒的嗜好說:“清瘦詩成癖，粗豪酒放狂。”“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在詩酒兩者中間，他似乎又偏重於作詩，與詩歌結下了不解之緣:“別來只是成詩癖，老去何曾更酒顛。”“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作詩儼然成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他也在苦心吟詠中得以暫時拋卻世俗煩惱。同白居易一樣，遺民也將詩酒當作人生的精神支柱之一。孫枝蔚有《勸酒效白樂天》之作，其中有言曰:“作賦凌子虛，無有獻聖君。持戈向邊塞，不如羽林軍。兩事不可為，何以對斜曛。昔日謝東山，日日醉紅裙。更有白太傅，卯時即醺醺。彼皆居大位，得酒尚歡欣。況我田野人，何時立功勳。坐令鬢已斑，年少恥為群。未知臨老骨，定傍誰家墳。在世能幾日，酌酒胡不勤。自飲還自勸，高歌看白雲。……在世能幾日，酌酒胡不勤。”瑏瑢?意欲效法白居易，在飲酒中忘卻功名之想，泯滅物我界限。方文《縱筆》則雲:“平生無所好，寓意詩酒中。酒多令人病，詩多令人窮。愚者惑斯言，智者意能通。凡病以酒治，詩窮而後工。即使有小害，莫敵其大功。況我老詩人，對客飲亦雄。沉酣無肺疾，嘯詠有和風。竊比白香山，自號醉吟翁。”認為飲酒與作詩對主體來說利大於弊。詩末兩句則徑直以白居易自比，可見其對白氏放情詩酒的欣賞。其實，詩與酒本是中國古代文人排解不如意的常見手段，此傳統源遠流長，亦不僅以白居易為然，但孫枝蔚和方文都明確地將白氏當作比肩的物件，足證他們內心對白氏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白居易的閒適情趣，一是抱負難得施展後的達觀，背後不乏看透世情後的睿智，也隱藏著些許淒涼與無奈;一是身心俱泰、志滿意得後的自然發抒，時或夾雜著世俗情調。後人目為“白俗”，不為無據。遺民群體對白氏的接近更多地傾向於前者，有意無意地過濾掉了後一方面，也淨化了其頹廢元素。
終其一生，遺民群體對故國的眷念未嘗消歇，也正因此，他們群相奉陶淵明和杜甫為人格典範，稱賞陶氏作詩的僅書甲子以及杜詩的鞭撻異族侵略，反映出其對新朝的強烈抵制與疏離。與此同時，他們對白居易的閒適恬淡也不無追攀，映射出其心態的另外一個重要側面，即調適一己身心與外部世界，尤其是緩和與新朝之對立情緒的痕跡。隨著新朝統治的日漸鞏固，反清復明的志業已無實現可能。遺民群體在認清現實之餘，轉而尋求排遣自身的悲涼抑鬱，其主要手段，或是與志同道合的友人聚合唱酬，或是從前賢那裡尋找寄託，借他人酒杯，澆一己胸中之塊壘。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閒適著稱的白居易進入他們的視野自是順理成章。而藉助白氏詩作中的逍遙出世之情，他們也暫時獲得心理的平衡與超越現實的力量。從中不難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遺民的心理世界由悲涼抑鬱漸趨平淡自適。而白氏閒適人生境界的廣受推崇，則是他們心態變化的重要表徵。
二
平情而論，遺民對白氏閒適情趣的喜好，只是一種發自心底的企望。即便是白居易本人也做不到徹頭徹尾的閒適，何況遺民生當戰亂，自身漂泊流離，又目睹民生之艱難，決定了他們難以完全忘卻世事，獨善其身。以此為前提，他們注目於白詩面向現實的寫作旨趣與自然淡樸的詩風，對其創新精神以及以苦吟為詩的創作態度，也時有好評和效仿。在此基礎上，他們樹立白詩為師法典範。
遺民的悲天憫人之懷時常見諸筆端，影響於詩歌批評，就是特別注意帶有強烈現實旨趣的詩作，對杜詩“詩史”品格的頻繁稱賞就是例證。本於相同的視野，白居易的諷喻詩作得到了他們的高度關注。早在明末，侯方域就向陳貞慧稱頌白氏說:“白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進入清初後，顧炎武推許顏光敏的詩作“有白傅諷諭之遺意”，並認為這是“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的徵兆。不過，儘管白居易諷喻詩也體現出強烈的儒者情懷，與杜詩的內在精神若合一契，其地位卻遠遠不及後者。箇中原因不一而足，但與二者詩歌風貌的不同當有關係。杜詩以委婉頓挫見長，白詩則以直露顯白為整體特色。清初詩壇學習杜詩者比比皆是，效法白詩者卻時或為人譏諷。面對時風眾勢，遺民詩人強調白詩足可與杜詩並駕齊驅，別出心裁地揭櫫白詩與杜詩的淵源，揭示其學習杜詩而又不囿於杜詩的創新精神，以此來抬高白居易的地位。在這方面，方文和潘江的論說最具深度。關於方文對白氏諷喻詩的崇尚，孫枝蔚《題方爾止四壬子圖》詩曾記載其論詩之語曰:“不願左揖安期袖，不願右拍洪崖肩。但願論文過陶叟，更招杜、白坐兩邊。工部請吟《收京》作，太傅請書諷喻篇。”方文對白氏的諷喻詩與杜甫的《收京三首》俱表稱讚，評價不可謂不高。同詩又有曰:“世人尊杜或嗤白，嵞山大笑看青天。王楊盧駱皆千古，何況白詩近自然。”可見方文根本不屑時人尊杜抑白的言論，認為白居易的“自然”詩風超越初唐四傑，應當與杜詩一般流傳千古，有力肯定了白詩的成就。與此同時，方文還將白詩與杜詩置於自先秦以下的巨集觀詩史中予以審視，發掘其對今人的可資借鑑之處。周亮工在為方文《西江遊草》所作序中，曾稱引方氏論詩之語如下:
《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後，足以追蹤繼響者，惟漢人樂府。今觀其《戰城南》、《陌上桑》、《孤兒》、《病婦》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屬詞，微言託諷，為後代高、曾之規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於此。雖氣格、聲響不能畫一，而風旨所歸，先後同揆，期於聞者足以感動而後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兩家而使之異轍也。而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獨步，非香山所可幾，豈足為通論乎?今使世之為詩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於杜之雄渾，開合頓挫，自為以氣，方足雄據作者之壇坫。
方文認為白詩與杜詩具有相同的淵源，與《詩經》、《離騷》及漢樂府一脈相承;二者的“氣格”和“聲響”雖然有異，“風旨”卻無二致。因此，世俗認為白詩不及杜詩的看法並非客觀。他強調只有合白之“坦逸”與杜之“雄渾”為一身，方可不同凡響，領袖群倫。言外之意，詩人若想成就聲名，必須借徑杜詩和白詩，二者缺一不可。相比於方文，潘江對白氏詩風的崇尚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氏早年曾手錄白詩，後來為友人借去半年未還，他遣人索還後激動不已:“如與良友別，歡然接客顏。又如佳山水，久隔倏躋攀。開卷吟復吟，此樂何可諼。”同詩又記載他閱讀白詩的感受說:“讀其諷喻詩，可以勵薄顏。讀其感傷詩，可以助悲酸。讀其閒適詩，可以釋憂患。格律及歌行，亦復有餘妍。”對白氏各類題材的作品均表欣賞。他還表示:“誓將持此集，一日一回看。”日復一日的深入閱讀，使他對白詩的獨特風格也有深入體察。其論曰:“吾愛白傅詩，閒淡有高致。本不好艱深，亦不求工緻。唯取口頭言，寫我心中事。所以歷少壯，至老更無易。……予今正其時，摹仿復奚愧。所恨心口間，未得全無二。詩淡被人嗤，昔賢猶不避。何況今之人，焉能免流議。謠諑徒紛紛，予益堅吾志。書罷示綏人，能無髮長喟。”嚮慕白氏能以“閒淡”筆墨摹寫“高致”，以“口頭言”抒發“心中事”，並對自己未能做到神似而自責不已。由詩末數句則不難窺見清初詩壇對於學習白詩的非議之大，然而潘江對此不屑一顧，仍牢牢堅持自己的立場，與時流迥異。所以如此，正因為在他看來，白詩之軌轍源自杜詩，二者自可相通，時下崇杜抑白的風氣缺乏依據，不足以之為法:
白香山，善學杜者也。杜詞宛而白過直，杜意蓄而白過盡，杜用事隱約而白過分明;或疑學杜之過，然不如是，不足見香山之杜，以為必似杜之宛、之蓄、之隱約，則有似有不似，有小似有大不似矣。……今人盛毀長慶，謬祔少陵。烏知其異世同揆也?……予嘗謂香山學杜類狂，北地學杜類狷，今詩家則杜之鄉愿而已，惡其似也。秋齋蕭遠，朗詠連旬，愛其衝鬯明快，意到筆隨，不似今人點竄故實，矇昧性靈。雖於杜微有不及，而吾即取其寧直、寧盡、寧分明，不屑屑似杜為工，則猶廣陵散之未絕耳。
指出白詩在繼踵杜甫詩的同時，又能出以己意，進而造就自家風格，不似時人那般亦步亦趨，僅能得其形似;白氏的成就雖“於杜微有不及”，但其“衝鬯明快”的詩風，正是在杜詩基礎上神明變化的結果，而其擺脫前人蹊徑的創新精神，也為今人指明創作金針，堪為典範。
需要指出，白居易“坦逸”與“平淡”詩風的造就，絕非衝口而出，不假思慮使然。他自述創作甘苦曰:“莫學二郎詠太苦，才年四十鬢如霜。”“詩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其苦心雕琢、精益求精之狀，絲毫不遜色於以苦吟著稱的孟郊與李賀等人。關於這一點，清代中期的性靈詩學盟主袁枚《續詩品·滅跡》說:“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實為有見之言。這種創作方式其實早為遺民群體所體察並繼承。方文作詩重視錘鍊，此與白居易一脈相承。他對自己苦吟的情狀亦有詳盡刻畫:“漸老世情澹，愈貧詩律工。吟聲何太苦，不異草根蟲。”“空山學道無人識，破寺吟詩有鬼驚。”“一夜無眠數首成，山妻勸我少經營。試聽窗外芭蕉雨，不是平聲便仄聲。”對字詞和音律的推敲極其用心，幾於寢食不安。方氏詩風能得白詩詩風之精髓，亦是反覆修改，千錘百煉的結果。正如他的摯友錢澄之所說:“爾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經累日構思摹擬，刻畫久而後近之。”反觀錢氏本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他一再以“苦吟”教導後進與子孫。《示冠孫》雲:“吾孫七歲即知音，能讀翁詩繞膝吟。可識老翁吟太苦，推敲耗盡一生心。”《周伯衡兵憲見訪論詩互有吟誦，即成長句奉酬》曰:“句到煉成才淺易，情惟真極始新奇。紛紛詞客矜風格，此意如今說向誰。”勉勵對方字斟句酌，意欲以艱苦的鍛鍊造就“淺易”的風格。其詩作被時人評為“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亦足見他受白氏影響之深。
眾所周知，清初詩壇對明代詩學尤其是前後七子詩學思想的偏差，有深刻的反思。關於矯正流弊的途徑，諸家所論雖然見仁見智，但在倡揚本“性情”以為詩，鼓吹“真”詩等方面，則並無二致。“性情”與“真”的內蘊包含多端，但共識之一就是擺脫前賢藩籬，做到詩如其人，力戒邯鄲學步。由此，詩人必須打破七子宗法盛唐的狹隘格局，向下擴充套件到中晚唐乃至宋詩。作為中唐詩歌的傑出代表以及連線唐宋詩的橋樑，白居易也進入有識之士的視野中。黃宗會《讀白集漫論詩》以白詩為例，說明以時代和格調論詩的思路失於偏頗:“古今善陶者，亡慮千萬億。……鍾氣固有在，曾何間今夕。……陋哉嚴與高，立論自標的。始以代求人，妄置調與格。正氣流天地，一見豈頓寂。刻楮雖奇巧，無乃費瑣折。”批駁嚴羽和高棅的單純標舉盛唐，暗中正以七子為目標。與黃氏相呼應，吳肅公也認為“詩文之道，不名一轍，而有其各至者，情與才合，非時代體制之所能囿也”，故而“有天寶不能無元和、長慶，有王、孟則不能無韓、孟、元、白、溫、李諸家也”，將中唐詩與盛唐詩看做前後相承的序列，也認肯了白氏的詩史地位。餘懷則以白詩為例證，說明詩人惟有相容唐宋，才能去俗近雅。餘氏論詩“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而具體理由則不願明言，甚至徑謂“不足為外人道也”。但結合他在《戊申看花詩自序》中的言論，箇中緣由不難得窺:
邇年以來，頹焉自放，深惡排比餖飣之學，而最愛白香山、蘇東坡、陸放翁，出入必以自隨，謂之“歲寒三友”。頃餘寫此詩一二首，雜三先生數首中，歷試友人。友人或以為唐，或以為宋，竟不辨其為今人為古人，為三先生詩為予詩也。嗟乎!予益可以自信矣。少陵雲:“別裁偽體親風雅。”放翁雲:“俗人猶愛未為詩。”誠不敢不三複斯語。
他對友人不能準確辨析自家與白、蘇、陸三人詩作區別而沾沾自喜，由此更加自信以他們為典範的正當性。而他著力祛除的“偽體”和“俗人猶愛”之作，實是明代七子和竟陵詩人:“吾衰竟誰陳，古音日蕪塞。琅琊與歷下，摹擬意轉拙。咄哉景陵生，風雅遂滅裂。”對症下藥，惟有借徑白居易與蘇軾、陸游等等諸家詩作，方可盪滌前人缺失，自成一家。
清初詩壇宗風不一，按照計東的描述，清初詩壇“或宗陳氏，或宗錢氏，或宗鍾、譚氏”。其中，陳子龍等雲間詩人接續七子，仍以唐詩為鵠的，錢謙益則標榜宋詩，盛稱陸游，而竟陵詩人則獨成幽峭冷仄一體，三者流風籠罩詩壇。在此之外，若干遺民詩人則推尊白詩，以其為矯正前代詩壇流風的憑藉，這雖非當時的“顯學”和“主流”，也反映出他們詩學視野的開闊以及不拘時流的膽識，展現出其時詩學思想的'多元趨向，向後則為乾嘉時代白詩地位的提升導夫先路。
三
遺民詩人對白詩的推舉，建立在彼此嚶鳴的基礎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復以自身的創作實績以及請人作《四壬子圖》等方式，影響到其身邊的若干詩人尤其是新朝官員，從而形成力量的疊加，進一步推動了白詩的流行。
友朋間的交往與唱和，能溝通相互間的詩學主張和立場，進而產生凝聚作用，成為推動風氣遷換的重要力量。清初士人聚會頻繁，唱酬不斷。遺民對白詩的推舉能漸次產生影響，與這一點也密不可分。遺民雖不出仕，但卻廣事交遊，他們不但與同道惺惺相惜，與政治立場不同的新朝官員也來往頻繁。遺民群體內部在推崇白居易這一點上不乏互動。這從桐城詩人方文、潘江和錢澄之三人身上就可窺豹一斑。由於居住空間的接近和性情的投合，他們時相聚會，席間自當不會少缺對詩歌的切磋琢磨，而對白詩的嚮慕，則是彼此詩學思想趨同的重要表現。順治癸巳，方文時年42歲，他返回桐城，並在潘江家中飲酒論詩，席間談及白居易，雙方不乏相知之感。方氏《秋日歸裡飲潘蜀藻茅堂談香山詩甚快有贈，並示從弟井公》雲:“往時刻畫杜工部，近日沈酣白樂天。異地何曾相告語，同心不覺自鑽研。”可見兩人因身處“異地”，事先不曾知曉對方的詩學傾向，但由於不期然地共同喜好白詩，產生了強烈共鳴，詩題中的“甚快”一語已透露出箇中訊息。方、潘二人的同鄉錢澄之，入清後詩風與在前朝時期詩風皎然有異，明顯受到了白居易的直接影響，時人評其曰:“詩句還如長慶體，風流宛是義熙人。”方、潘二人亦將錢氏視為同道。其具體情形，正如錢氏所描述:“是時蜀藻與爾止學為白香山詩，因見予之詩間有似於香山者而好焉。”這既促進了彼此詩學好尚的進一步發揚，又儼然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競爭氛圍，相互間較量誰能得白詩之神髓，如方文感嘆“吟成白傅渾無分”，卻承認潘江詩“學長慶體最肖”，在表露自愧不如之情的同時，又隱隱體現出爭強好勝的心理，足見潘氏的學法白體，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方氏起而追之。這無疑也推動了他們對白詩風神的深入領會與繼承。
在標舉白詩的遺民詩人中，綜合理論和創作兩方面來看，無疑以方文的成就和影響為最大。錢澄之曾說:“蜀藻與爾止學為白香山詩，……而吾鄉獨以香山名爾止。”其實，不但是桐城詩壇持這樣的看法，放眼整個清初詩壇亦然。蓋方文交遊遍及海內，雖為一介布衣，但聲名藉藉，而潘氏交遊範圍相對較窄，聲名不廣，對白詩之推崇輻射有限。錢澄之的詩壇地位雖不亞於方文，但對時論以古人來比擬自己的做法極不情願。他曾宣告“予之於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為詩者性情之事，非緣飾藻繪者之可為，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間有似也”。與他相比，方文則絲毫不忌諱自己對白氏的酷愛，大力鼓吹白氏其人其詩，在心慕之外加以手追。從這一角度來看，稱方文是推動白居易詩在清初流行的肇始者，似不為過。方氏的推崇白詩經歷了發展的過程。順治辛卯，方氏進入不惑之年，其作《初度書懷》詩曰:“昔聞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後香山翁，生年亦復爾。相去六十載，英名千古峙。我生幸同庚，性情復相似。酷嗜二公詩，詩成差可擬。”表明自己的歆羨杜、白，不僅在於三者“同庚”，更根本的則是“性情”之相似，故而詩作方能“差可擬”。此後他對白詩傾注的熱情更是有增無減。順治癸巳，他在詩中自道沉溺於香山詩作之情狀:“野老攻詩二十年，詩中警句亦流傳。貪看酷嗜無儒爾，短諷長吟不論篇。自是性情真契合，豈因朋好故周旋。往時刻畫杜工部，近日沈酣白樂天。”似因性情的高度契合而對白詩“情有獨鍾”，正如潘江所謂:“知君酷嗜是詩篇，尤喜唐時白樂天”。方氏詩集中那些專學白居易的作品，用語樸素流暢，讀來琅琅上口，少有僻典和詰曲聱牙之詞，間或有傷於率意之處，也是“平淡中自具精神”。方氏的效法白詩引來詩壇關注，並且得到了若干友人尤其是新朝官員的響應，推動了白詩地位的持續走高。
方文的詩歌創作，在主要學習白居易的同時，又汲取陶詩和杜詩精髓，試圖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其遣詞造句以及詩歌風格則有意取法白居易，“以杜為骨，白為膚”。這也為一時名流所矚目，尤為新朝官員稱賞。方氏的摯友周亮工說:“爾止之詩初出，猶為人所驚怪，越數年而漸習，又數年，玉叔(宋琬)、尚白(施閏章)與餘輩後先倡導之，而爾止之教遂大著於天下。”道出了方文詩從為人“驚怪”到“漸習”，以至“大著於天下”的過程。如果考慮到方文主要效法白詩的事實，則周氏之論實透露出白居易對清初詩壇影響漸次擴大的訊息，也道出了在方氏身體力行的薰染下，周亮工、宋琬與施閏章等詩壇名宿群起響應的大致情形。今傳宋琬《安雅堂集》中推舉白詩之論無多，而周亮工和施閏章推崇白詩的言論則班班可考。周氏以方文的學習白詩為例告誡學詩者:“餘故舉其所論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見詩人之卓然自立，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挾持，非泛然而為之也。”對其師法典範的選擇予以認肯。施氏有論曰:“餘尤怪世人多薄視香山，而爾止酷好之，輒以為爾止病。今試取香山詩，沉吟三複，清真如話，飄然欲仙，即其雜文短記，杼柚己懷，寓目流連，愁疾自解，不煩藥石，豈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乎!此固未易為耳食者言也!”對時人的菲薄方文揄揚白詩之論，不以為然，並對白氏“清真如話，飄然欲仙”的詩風深致敬意，特別批駁了流傳甚廣的“白俗”之說。周亮工與施閏章兩人在清初均以愛士著稱，在詩壇均有非同凡響的號召力。他們出而響應方文，自當扭轉對白詩的偏見，進而推動白詩的流行。
與此同時，方文還邀請著名畫家戴蒼作《四壬子圖》，將他與同生於壬子年的陶淵明、杜甫和白居易同置一幅圖中。方文《贈戴山人葭湄》詩曰:“柴桑範度本天人，杜白風標並絕塵。何幸置我於其側，意態相關若有神。因持此圖示同調，人人嘆息誇精妙。”此圖意蘊豐富複雜，但當有刻意樹立白居易為典範的用心，正如朱則傑先生所指出的:“反映出詩歌創作的主觀取向，具有詩學上的意義。”他將白居易當作頂禮膜拜的物件之一，與陶淵明和杜甫並列，正可見出其意欲扭轉詩壇片面崇尚陶、杜而無視白居易的偏見。這一高調之舉，顯現出他推尊白居易詩的膽識和勇氣。《四壬子圖》畫成後，方文遍邀名流題詩，詩壇反應並不一致，但持肯定意見者則佔多數。遺民如閻爾梅、孫枝蔚，新朝官員友人如王士禛、王又旦、汪懋麟等均有題詠。從“同調”的賞嘆之聲中，不難看到這幅圖畫對擴大白詩影響所起的推波助瀾之力。閻爾梅《題方爾止四壬子圖》雲:“四子皆以壬子生，先後文章輝青史。……古人初不問窮達，一往輒復有深情。爾止此圖仿古人，自命風雅之功臣。上下千秋若同堂，旦暮遇之鬚眉新。”汪懋麟《題爾止四壬子圖》曰:“生平既無異，賦性豈有殊。……古今雖異代，先後皆同趨。況乃抱奇節，此君非腐儒。千載思高人，圖畫安可無?”他們在稱讚方氏的詩歌學習陶淵明、杜甫和白居易外，交相讚譽他立意不凡，通過圖畫的方式，尚友古人而能傳承風雅。可見這種別具一格的傳播手段，在宣揚推廣白詩方面的確獲得了顯著成效。後來王士禛晚年一改對白詩的菲薄態度，乃至宣稱:“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妙。……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汪懋麟則“涉筆於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之間”，應當有先前同方文交往中受到浸染的因素在內。
當然，遺民詩群對白居易的崇尚，並沒有為詩壇所一致贊同。但同樣無可否認，經由他們的努力，白詩的地位已悄然提高。遺民顧景星曾描述自明代中期迄清初詩風的遷換說:“當正、嘉時，尚氣焰魄力，萬曆後，爭為清新孤澹，數十年來無復克振。雲間諸君稍追王、李，近則爭尚李、何，漸為初唐，轉而長慶。”“長慶”主要即指白居易。結合潘耒所云“迄今效元白、效皮陸、效東坡、放翁者盈天下”，不難窺見白詩的盛行之狀。當然，“法因於敝而成於過”，風氣流行既久，弊端自然相隨而生，白詩的流行也不能避免這一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