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使至塞上》詩賞析
王維《使至塞上》為盛唐著名邊塞詩，但關於此詩學術界迄今仍存在諸多爭議，令人莫衷一是。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王維《使至塞上》詩賞析，歡迎大家借鑑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
王維《使至塞上》是一首膾炙人口的邊塞詩，詩中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一聯尤為人稱賞。然而，學術界關於此詩的論爭迄今仍聚訟紛紜，異論異解迭出，令人莫衷一是。據筆者考察，關於此詩，從創作的時間、地點到主題思想，從標題到詩歌最後一詞，幾乎都存在爭議，古雖有“詩無達詁”之說，但如本詩一樣爭議如此之多，爭論涉及面如此之廣，持續時間如此之長，這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是極為罕見的。有鑑於此，筆者不揣淺陋，特作此文，試圖解開這個學術界的難解之謎，以期為這首著名詩歌的研讀乃至詩人王維的研究略盡綿薄之力。
一
我們認為，解讀本詩，瞭解當時王維出塞的路線是關鍵。《使至塞上》詩是王維出塞時創作的一首描寫旅途見聞的詩歌，此點為學術界所公認。我們知道王維此次出塞，是從當時的都城長安(今西安)出發去往涼州(唐代河西節度使幕府所在地，即今武威)，而這段路途正是漢唐時代我國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的東段。瞭解王維此次出塞行走的路線，對於準確理解本詩的內容至關重要。歷來解詩者，大多有意無意忽略了這個問題。其實，不管是持本詩作於赴塞途中說者還是持涼州說者，關於本詩的內容基本都持相同的觀點，即本詩主要描寫了王維赴塞途中所見到的奇特壯闊的邊塞風光。如果我們弄清楚了王維此行出塞走的路線，再對照詩中所描寫的景觀，自然也就能準確理解詩句的內容與含義了。
在盛唐時期，涼州是唐代西北的邊關重鎮，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於河西走廊咽喉之處，其東南可直通長安、洛陽，其北可防突厥、回鶻，其南可抵禦吐蕃，其西可通西域各國，故唐朝將其作為河西節度使幕府所在地，有重兵駐防。河西節度使也是唐代首先設立的節度行營。同時，涼州也是非常繁盛富庶之地，從唐人詩歌中即可見一斑，岑參有詩：“涼州七裡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元稹有詩：“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西涼伎》)由此可見其盛。但自“安史之亂”使河西隴右諸州盡陷於吐蕃後，昔日繁榮的塞上邊城即日漸式微，其與關中的交通也戛然中斷，誠如唐史大家嚴耕望先生所云：“涼州(今武威)境域，兩宋以來，久陷荒殘，但於唐世，實為繁榮大都會之一，驛道兩線東達長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謂河西走廊，遠通西域。其道雖早有經營，但前人於此仍多茫然。”
其實，盛唐開元時代，涼州的交通非常便利，據《通典》卷七記敘當時交通狀況雲：
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裡，不持寸刃。
中唐以前，從長安通涼州的驛道屬於長安通西域的古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主要有南北兩大通道，“考涼州東南至長安，有取蘭州(今蘭州)取會州(今靖遠、景泰間黃河東岸)兩驛道，可謂南北道”。南道稱“秦州路”，北道稱“烏蘭路”，史學界亦稱之為絲綢之路東段之南道與北道。關於此二道的具體走向、驛程裡數及驛站設定等，嚴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圖考》對之考證極詳。據嚴先生考證，此南北二道具體路線如下：南線秦州路，自長安都亭驛出開遠門西行，經鳳翔府(今鳳翔)以及隴(今隴縣)、秦(今天水)、渭(今隴西)、臨(今臨洮)、蘭(今蘭州、皋蘭)五州，渡河至涼州，全程凡二千零二十里。北線烏蘭路，亦由長安都亭驛出發，西北行經(今縣)、涇(今涇川)、原(今固原)、會(今靖遠北徙城堡地區)四州，渡河至涼州，全程凡一千七百九十里。
嚴先生考證的這兩條路線，也得到了後來學者實地考察的證實。1990年7月20日至8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了絲綢之路綜合研究沙漠路線中國地段的考察，此沙漠路線考察隊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的分別來自亞洲、歐洲、非洲、美洲世界上19個國家四十多位著名學者組成。經過中國學者考證古籍，印證考古發現，結合實地考察，基本上搞清楚了絲綢之路長安至敦煌段有三條路線，其中北線和南線的分支經過武威(涼州)的線路與嚴先生考證的烏蘭路和秦州路基本吻合。{5}2008年，著名絲綢之路研究專家、西北大學教授李健超先生曾先後五次親臨陝西、寧夏、甘肅等地對古絲綢之路進行考察，其得出絲綢之路東段北線線路是：從關中中部的咸陽、長安出發，經醴泉、乾縣、永壽，沿涇河經彬縣、長武，甘肅的涇川、平涼、涇源，北上到寧夏的固原，越六盤山又經海原，再經靖遠、景泰、古浪到武威的絲綢之路北線，開闢於戰國，到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才全線貫通，並西到今新疆境內。可見，嚴李二位先生考證的線路基本是一致的。
另據王開先生考證，唐代陝西境內的驛路，以長安為中心有11條主幹道連線各州、府、縣並通往境外。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在陝西境內南有隴關道，北有蕭關道。此隴關道與蕭關道，即嚴先生的秦州路與烏蘭路在陝西境內的兩段。絲綢之路研究專家薛正昌先生對於蕭關道，有非常清楚的闡釋，他說：“廣義的蕭關古道就是關中西出北上塞外的絲綢之路東段通道。通常意義上，大致有兩條走向：一是出長安，沿河、涇水過三關口，出固原、海原，在甘肅靖遠縣北渡黃河，經景泰直抵河西走廊武威；二是出西安，沿涇水過三關口後翻越六盤山，沿祖厲河而北上，在靖遠縣附近渡過黃河。而漢唐絲綢之路長安―涼州道東段北道，則主要是暢通於前者。”
二
弄清楚了長安至涼州的路線以後，再來看王維究竟走的是哪條線路。學術界一般認為王維走的是由蘭州渡黃河的南道，依據主要有兩點：一是南道較北道平坦且沿途較富庶，北道雖然比南道少近二百餘里，但崎嶇險峻且沿途乾旱貧瘠，風沙較多，嚴耕望先生即持此觀點；二是盛唐著名詩人高適、岑參出塞走的都是南道，所以王維也應該走的是南道。顯然這兩條理由很不充分。我們認為在中唐以前，北道當是通往西域的主道，王維出塞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理由如下：
第一，沒有任何文獻明確記載盛唐人西行出塞與行人商賈西來入塞主要走的是南道，那種認為唐人西行出塞主要走南道的觀點，實為主觀臆測。有的學者在解讀《使至塞上》詩時，武斷地指出王維此行出塞並不經過蕭關，顯然是難令人信服的。更何況北道比南道少230裡，走北道至少可以節省兩天的時間，這是古人出塞不得不考慮的有利條件，故元、明、清三代通新疆的官馬大道陝西段皆是選擇北線而非南線。據王開《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記載，元代，通中亞、東歐四大汗國之南線經潼關、長安、涇州、平涼府西去{9}；明代，通西北有三條道路，而主幹驛道為經州、長武、平涼府西去{10}；清代，官馬驛路“皋蘭官路”仍沿襲明代通新疆路線，其途徑為經西安、乾州、州、長武、皋蘭西去。三代官道都不約而同選擇北線作為主幹道，一者當是北線本為捷徑，二者很可能是沿襲自古以來北線即為關中通西北的主幹道的先朝慣例。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左宗棠收復新疆後，曾大力修治此道，並夾道種柳，連綿數千裡，綠如帷幄，時人稱為“左公柳”，成為祖國西北邊陲一道壯麗風景線。光緒五年(1879)楊昌巡視西北，見路旁林帶如城，曾即興詠詩：“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這無疑為我國西北交通史留下了一段美麗佳話。
北道開通雖然比南道要晚，但自西漢開通以後，就成為較南道更為便捷的交通要道，往往成為官員、商旅的首選線路。一些歷史學家，如王開、李健超、薛正昌等皆認為北道才是絲綢之路東段的主要幹道。薛正昌先生就曾明確闡說：“從長安出發，沿涇水河谷西北而行，經平涼、固原，在甘肅靖遠過黃河，抵達武威，再出河西走廊，這是當時東段的主要線路，同時也是官員、使者和商旅的首選。只有當這條路線受阻時，人們才選擇另一條路線。”
第二，中唐以前，詩人西向出塞走北線者大有人在，而走南線者則寥寥無幾。據筆者所查，初唐詩人出塞(指出西北塞)並留詩者如下：盧照鄰《上之回》詩：“回中道路險，蕭關烽侯多。”(《全唐詩》卷十七)虞世南《從軍行》詩：“蕭關遠無極，蒲海廣難依。”(《全唐詩》卷十七)駱賓王《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正學士》詩：“促駕逾三水，長驅望五原。”(《全唐詩》卷七十九)胡皓《答徐四蕭關別醉後見投》詩：“蕭關城南隴入雲，蕭關城北海生荒。咄嗟塞外同為客，滿酌杯中一送君。”(《全唐詩》卷一○八)盛唐有：儲光羲《使過彈箏峽作》：“晨過彈箏峽，馬足凌兢行。”(《全唐詩》卷一三六)陶翰《出蕭關懷古》詩：“驅馬擊長劍，行役至蕭關。……大漠橫萬里，蕭條絕人煙。孤城當瀚海，落日照祁連。”(《全唐詩》卷一四六)王昌齡《塞下曲》：“八月蕭關道，出塞復入塞。”(《全唐詩》卷一四○)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七：“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全唐詩》卷一四三)中唐有張籍，其詩《涇州塞》雲：“行到涇州塞，唯聞羌戍鼙。道邊雙古堠，猶記向安西。”(《全唐詩》卷三八六)另顏真卿亦曾走北道出塞，見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詩：“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全唐詩》卷一九九)高適《奉寄平原顏太守》詩：“應念蕭關外，飄隨轉蓬。”以上詩作中的蕭關、彈箏峽等，皆是絲綢之路北線的著名景觀，也是北道必經之地，由此可知他們出塞走的是北道。而走南道出塞者，只有盛唐岑參、高適兩個顯例。另唐以前也有赴涼州走北線的著名例子，如東漢班彪即是。東漢更始年間(23―25年)，班彪為躲避關中戰亂，攜家人自長安出發，往投姑藏(今甘肅武威)，並留下徵行賦名作《北征賦》，該文將其自長安出發至安定郡治高平(今寧夏固原)的行程完整地記敘了下來，可以說是有關絲綢之路東段北道最早最詳盡的文獻資料。因此，相比較而言，古人走北線者反較南線者為多。
第三，也是最主要證據，即王維本詩中所描繪的地名景觀，為北線所有而南線所無。上文已述，《使至塞上》詩為王維到達涼州後回憶旅途見聞以及抒發即時感受之作，故只需瞭解詩中所寫地名景觀之地理位置，即可確定其所走路線。這恰可從詩歌后兩聯得到證實。首先，尾聯之“蕭關逢候騎”，乃實寫王維行到蕭關逢到偵察騎兵。此處的“蕭關”，是指漢蕭關故址，其地理位置在唐原州(今固原)東南三十里，正為北道行途的重要關塞，此中詳情，讀者可參閱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第二卷“河隴磧西區”之有關“蕭關”之考證。前文已述，古代經蕭關的一段道路亦稱“蕭關道”，乃是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一段，這亦可從前引初盛唐詩人所作詩中得到證實。後之學者昧於此而妄言此“蕭關”乃是虛寫，泛指邊塞之地，實是經不起推敲的。其實，能確證此一點，即足可證實王維走的是北線。其次，頸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為北道所獨有的景觀。詩中的“大漠”指北道途中自新泉軍(今景泰)至涼州(今武威)段所經過的騰格里大沙漠南沿，走南道是見不到大沙漠的。“孤煙”指報平安的烽煙，亦稱“平安火”，唐代有烽火報平安的制度，詳情可參見陳夢家先生的《漢代烽燧制度》。“長河”指北道途中自會州(今白銀市平川區)至會寧關(今靖遠縣北城灘)間的一段黃河。據嚴耕望先生考證，長安至涼州的北道的會州至會寧關一段，其走向基本是沿黃河河谷西北行，此段路程有180唐裡。這一段路程非常重要，因為此段路徑基本是伴黃河而行，且至少需行兩天時間；特別是此段長達180唐裡的黃河整體流向是西北向，且其中有些河段(有的'長達十餘千米)完全是東西向，即黃河是由東向西而流，這種大河西流的景觀，乃為此段黃河所特有，這從地圖上亦清晰可見。根據常識，“長河落日圓”這種奇景，只能出現在東西向或者西北向的大河上。如果是晴天的傍晚，沿河而行的旅客就能欣賞到“長河落日圓”的奇麗壯闊的黃河奇景。另據考古發掘，唐代的會州州城與會寧關皆建於黃河岸邊，此兩處也同樣可見“長河落日圓”的景觀。一般人只知道王維出塞要橫跨黃河，而不知道王維此行至少有兩天時間幾乎是伴黃河而行，正是在這段旅途中，王維才第一次見到了大河西流的地理奇觀以及“長河落日圓”的奇異邊塞風光。而這種大河西流的情況是走絲綢之路南道的人見不到的。
綜上所述，王維出使河西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其《使至塞上》詩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正是描寫盛唐時絲綢之路北道的獨特邊塞風光。
譯文：
一隨輕車簡從，將去宣慰將士護疆守邊，奉使前行啊，車輪轆轆輾過居延。
恰是路邊的蓬草，隨風飄轉出了漢朝的世界，又如那天際的大雁，翱翔北飛進入胡人的穹天。
只見──燦黃無限的沙漠，挺拔著一柱，灰黑直聚的燧煙，橫臥如帶的黃河，正低懸著一團，落日火紅的蒼涼與渾圓。
行程迢迢啊，終於到達蕭關，恰逢偵察騎兵稟報──守將正在燕然前線。
賞析：
開元二十五年（737）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戰勝吐蕃，唐玄宗命王維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察訪軍情。這實際是將王維排擠出朝廷。這首詩作於赴邊途中。
“單車欲問邊”，輕車前往，向哪裡去呢？“屬國過居延”，居延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遠在西北邊塞。
“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詩人以“蓬”、“雁”自比，說自己象隨風而去的蓬草一樣出臨“漢塞”，象振翮北飛的“歸雁”一樣進入“胡天”。古詩中多用飛蓬比喻漂流在外的遊子，這裡卻是比喻一個負有朝廷使命的大臣，正是暗寫詩人內心的激憤和抑鬱。與首句的“單車”相呼應。萬里行程只用了十個字輕輕帶過。
然後抓住沙漠中的典型景物進行刻畫：“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最後兩句寫到達邊塞：“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到了邊塞，卻沒有遇到將官，偵察兵告訴使臣：首將正在燕然前線。
詩人把筆墨重點用在了他最擅勝場的方面──寫景。作者出使，恰在春天。途中見數行歸雁北翔，詩人即景設喻，用歸雁自比，既敘事，又寫景，一筆兩到，貼切自然。尤其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一聯，寫進入邊塞後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壯麗的風光，畫面開闊，意境雄渾，近人王國維稱之為“千古壯觀”的名句。邊疆沙漠，浩瀚無邊，所以用了“大漠“的“大”字。邊塞荒涼，沒有什麼奇觀異景，烽火臺燃起的那一股濃煙就顯得格外醒目，因此稱作“孤煙”。一個“孤”字寫出了景物的單調，緊接一個“直”字，卻又表現了它的勁拔、堅毅之美。沙漠上沒有山巒林木，那橫貫其間的黃河，就非用一個“長”字不能表達詩人的感覺。落日，本來容易給人以感傷的印象，這裡用一“圓”字，卻給人以親切溫暖而又蒼茫的感覺。一個“圓”字，一個“直”字，不僅準確地描繪了沙漠的景象，而且表現了作者的深切的感受。詩人把自己的孤寂情緒巧妙地溶化在廣闊的自然景象的描繪中。《紅樓夢》第四十八回裡說：“‘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象是見了這景的。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這就是“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又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這段話可算道出了這兩句詩高超的藝術境界。
創作背景
公元737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滌西大破吐蕃軍。唐玄宗命王維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使涼州，出塞宣慰，察訪軍情，並任河西節度使判官，其實是王維被排擠出朝廷。這首詩就是作於此次出塞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