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晚會觀後感

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都是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做著偉大的事情，日復一日，我們可以感受到奉獻的力量。下面是相關的觀後感，也許對你有幫助哦。

　　2016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晚會觀後感一：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語學院德語系的高材生，曾於1986-1988年公派赴聯邦德國(前西德)學習公共行政管理，回國後任教於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兒子被診斷罹患自閉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從事自閉症兒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訓練指導的專業機構——“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導並啟動了自閉症服務領域的學習網路“心盟自閉症網路”，希望推廣星星雨的成功經驗，為國內眾多的自閉症機構帶來先進的專業知識和管理理念。

自閉症比原來更流行了?

自閉症是一個醫學名詞，又稱孤獨症，被歸類為一種由於神經系統失調導致的發育障礙，其病徵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溝通能力、興趣和行為模式。自閉症是一種廣泛性發展障礙，以嚴重的、廣泛的社會相互影響和溝通技能的損害以及刻板的行為、興趣和活動為特徵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發表了最新的全美8歲兒童自閉症現狀調查。標題宣稱“自閉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個”。這種製造恐慌的論調讓不少激進的民眾染上了日漸盛行的“化學恐懼症”，將自閉症和“毒素”或其他無關問題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認為，實際上，自閉症患者的人數並沒有大規模增加，只不過找到了更好更精確的識別方法。這只是對自閉症的認識不斷加深，診斷標準和分類不斷完善的結果。

56歲的田惠萍站在講臺，瘦瘦的。

作為自閉症人家長，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陰暗”，站在臺前的她，時而開懷大笑，時而手舞足蹈，像個孩子。講座過程中不時穿插進去的“故事”帶著黑色幽默，讓人笑過之後，開始反思。講臺上的她，有四個身份：自閉症人母親、自閉症機構創始人、自閉症領域領軍者。當然，你如果是個“圈外人”，那對她另外一個身份可能更感興趣，電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來源於她和兒子弢弢的真實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貝自閉症兒童康復中心的邀請，她從北京來到昆明，開展主題講座。講座設在昆明市五華區圖書館一樓多功能報告廳。講座開始時，全場座無虛席。“這樣的情況，在以往的講座活動很少見，以前的講座，大多是自閉症人家長會有興趣。”蒙多貝負責人李孝峰說，現場來了近100人，除了家長，還有很多機構的負責人。

“自閉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樣可以五彩斑斕”

在某電視臺的訪談節目裡，田惠萍帶著弢弢一起參加，當主持人與田惠萍“面對面”細數生活種種的時候，本來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乾脆脫掉鞋子，睡到了現場的沙發上。

對於母親和主持人的談話內容，弢弢似乎一點都不關心，雖然所有談話基本都是圍繞弢弢展開。

田惠萍的兒子弢弢，今年28歲，是個自閉症人。

每次談到兒子弢弢，田惠萍的臉上就會綻放微笑，口吻都變得溫和起來，“我們弢弢最棒了。”這幾乎是田惠萍每次談及弢弢，都會脫口而出的話。

該上班就上班，該出去旅遊就出去旅遊，該到各國參加研討會議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現並未給她帶來任何麻煩，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樣擁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許多自閉症家長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樣沒落下。當然，這樣的結果得益於田惠萍從小對弢弢的訓練。而這些訓練，從最簡單的不亂丟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衛生問題，田惠萍始終堅持一而再再而三的迴圈訓練，直到弢弢把它變成習慣。“自閉症人的生活，自閉症家庭的生活，同樣也可以五彩斑斕”，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經歷，能讓很多家長明白，科學有效的訓練方法，比什麼都重要。

“家長們，認清事實吧，自閉症目前無藥可治”

站在講臺上的田惠萍，更願意以一個科學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獲知的所有關於自閉症的資訊，而這些資訊，是當今世界上關於自閉症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

身為自閉症的家長或自閉症服務的提供者，田惠萍覺得首要任務就是對有關自閉症的基本概念、詞彙和術語要弄明白，搞清楚，因為這是認識孩子、理解孩子的開始。也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護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數人，面對自閉症是盲目的”

獲悉兒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習慣了自己身邊有個自閉症人跟著。可是，這並未令她煩惱。該過怎樣的生活照樣過，該享受怎樣的人生照樣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經驗和大半輩子經歷告訴大家，有一個自閉症孩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拒絕自閉症人是我們的親人的生活。”田惠萍說。

很多自閉症人家長總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讓自己的孩子成為自閉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麼都不學，什麼都學不會。那家長，你為孩子學習了什麼?

自閉症有很多分類，可因為專業知識的缺失，很多家長，甚至康復機構的工作人員，都沒法清楚地認識到，眼前的這個孩子或個案，是屬於哪個型別的自閉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裡開展家長培訓，都會進行關於“你的孩子屬於哪個自閉症型別”的測試，可結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這也恰好說明了目前中國面對自閉症領域的狀態：因為資訊的缺失，傳遞性不夠，大多數人面對自閉症、孤獨症是盲目的。

“自閉症領域，很少有人說真話”

田惠萍介紹，歐洲是從搖籃到墳墓的醫療保障，不管孩子健康與否，從出生開始，就能享受社會保障中的醫療、失業、養老三大義務保險。在美國，雖然是自願參保，但如果是殘疾人，也可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的醫療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診斷為發育障礙，也就是說終生殘障，那從診斷之日起，你的孩子的醫療保險和其他社會福利，就開始全面啟動。家庭不用出一分錢。可是，這樣的社會保障，目前在中國還享受不到”田惠萍說。

所以，在中國，身為自閉症家長就要付出其他國家的家長絕對不會付出的高昂代價，要放棄愛情、婚姻、工作、愛好、朋友，全身心撲到自閉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這樣，家長們還是沒有得到正確的資訊，甚至連最簡單的資訊，都無從獲得。

而作為專業服務提供者，也應該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性，因為他們很多時間就是家長獲取正確資訊的源頭。“自閉症是一輩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長不願意接受，也要告訴他。”田惠萍說，事實上，就連這樣最基本的事實，在很多地方還是有很多家長不知道。

“家長之所以在裡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閉症這裡成為無頭蒼蠅，就是因為很少，或者說沒有聽到真話。而專業工作者也沒有專業的科研工作者來告訴他們這些真話。”田惠萍說，目前自閉症的領域最讓人的無奈的現實是，說真話的人太少。

“逼一個凱納人說話，只會把他逼瘋”

雖然統稱自閉症，但自閉症還分為很多亞型別。比如，絕大多數的凱納自閉症不選擇有聲語言作為溝通工具。如果有個孩子已經五歲了，是凱納自閉症，家長或康復工作人員每天教孩子學發聲，“那孩子長大後，除了被逼瘋沒有別的後果”。

是阿斯伯格障礙的孩子，這樣的自閉症人早期的言語發展和使用不像凱納那般嚴重，甚至可以說是沒有障礙的。對於這樣的孩子來說，早期的時候，就很容易被判斷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國，典型的混淆就是凱納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發展個案放到凱納自閉症上。比如說，用訓練阿斯伯格發聲的方法訓練凱納自閉症，結果往往會導致，凱納自閉症無路可走。

所以，為孩子學習專業的知識，對於家長和康復工作者來說，尤為重要。這，關係著孩子的將來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議，康復工作者的個案通過某些訓練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進步的時候，要冷靜並警覺，分辨個案是凱納還是阿斯伯格，觀察孩子的`表現，在不同的個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輕易把個案的表現，套用在其他個案身上。

自閉症有不同的亞型別，但是缺乏硬性資料。判斷自閉症不能通過驗血或者其他途徑知道，只能通過專業領域的人，通過孩子的一些行為表現來進行軟觀察，並確定是否為自閉症患者。

正因為如此，自閉症的誤診率也很高，臨床上也曾出現過有些孩子某一段時間出現了一些類似自閉症的症狀，被誤診為自閉症，後來好了。但這不足以成為治療自閉症的個案。

每個自閉症發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個型別的自閉症，但每個孩子成長髮育過程都是不可複製的。所以，一個孩子的個案不能輕易複製到另外一個孩子身上。

　　2016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晚會觀後感二：

6月14日中午，午餐時間已過，打飯的老人已經散去，幸福家園愛心食堂門口又出現那群熟悉的身影，被王蘭蘭稱為“孃家人”的紅雲紅河集團員工又給愛心食堂送來了新的物資與捐款。王蘭蘭的愛心食堂開在昆明首家廉租房小區——幸福家園社群，小區的3000多位居民中有至少130多位獨居老人，其中不少人身體殘疾或患有嚴重疾病。簡單的一日三餐，對這些老人來說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於是，8個月前，“昆明好人”王蘭蘭開了這個永遠處於虧損狀態的愛心食堂。

兩萬元基金啟動愛心食堂

王蘭蘭回憶，此前小區裡有一戶獨居老人因為生病，連續7天都吃點剩飯，揭開鍋時飯菜都已長黴了，“吃口熱飯成了老人最大的心願”。

備受震動的王蘭蘭想到辦個“愛心食堂”。俗話說，說時容易做時難。王蘭蘭的愛心食堂一開始並不被眾多親友看好。這個事情看似簡單實際操作起來卻非常複雜。但王蘭蘭並不氣餒，她總說“不怕，會有好心人幫我的”，好心人就來自像紅雲紅河集團這樣有責任感的愛心企業。

王蘭蘭與紅雲紅河集團結緣始於2006年，那一年，她“小善而為之”的善舉感動了昆明，在廣大市民投票下當選“紅雲昆明好人”。從那一年開始，紅雲紅河集團黨委、工會便經常組織員工為王蘭蘭的善行捐錢捐物。

愛心食堂的籌備工作從去年4月開始。得知王蘭蘭想辦一個愛心食堂的想法，“紅雲紅河好人夢想基金”給她送來了兩萬塊錢，作為食堂啟動的初期費用。王蘭蘭用這筆錢採購了食堂必須的用具，補貼了初期的費用。去年10月19日，“愛心食堂”開張了，小區內100多位60歲以上孤寡、獨居低保老人及部分殘疾、重病低保人員有了方便吃飯的地方。

一個責任企業的精神後花園

紅雲紅河集團從集團黨委開始，到工會和各黨支部，都很惦記著王蘭蘭和愛心食堂。中午時分打飯高峰過後，經常會有紅雲紅河人走進愛心食堂，一樣打飯，然後交上一筆員工們自發捐贈的“飯錢”。有的人來了好幾次，說不常來這裡看看，心裡會不踏實。還有人聽說中午要給愛心食堂捐款，專門從很遠的地方趕過來，就是想看看好人王蘭蘭及其愛心食堂。

就是在這麼多好心人的幫助下，這個每頓一葷兩素一湯只收3塊錢，明知道會虧損的食堂已經堅持了8個月。一位經常光顧“愛心食堂”的紅雲紅河員工回憶，有一次，為了不打擾老人們就餐，他們特意提前，不到上午11點就去，沒想到一大幫老人已經端著飯碗等在那裡了。

王蘭蘭辦愛心食堂的善舉和老人們的渴望打動了很多紅雲紅河人。他們對這個愛心食堂的記掛，就像記掛著自己家裡需要照顧的親戚朋友。有時候，會有員工自己過來，給這裡送些吃的喝的，然後與王蘭蘭寒暄幾句，如同對待自己的親朋。今年春節，紅雲紅河集團一箇中層幹部，悄悄帶著孩子的2000元壓歲錢過來，就怕老人們在春節期間吃不上豐盛的飯菜。更有人把自己的親戚朋友都發動起來。這個60平方米的小食堂，是這個社群獨居老人的精神家園和支柱，更是很多紅雲紅河人的精神家園。

不幸媽媽的愛心故事

2001年，王蘭蘭的女兒小佳麗患上腎炎，讓本來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很多好心人捐款捐物，共同延續著小姑娘的生命。2005年，15歲的小佳麗因為尿毒症去世。她留下的遺言是：希望媽媽能將她得到的幫助和愛傳遞下去。從此，做志願者，照顧獨居老人，給山區孩子送衣服，逐漸成為她生活的重心。2006年她的這些善舉感動了很多昆明市民，當選了當年的“紅雲昆明好人”，自此，王蘭蘭便和紅雲紅河集團結下了善緣。

“讓我們最難忘的是王蘭蘭對待生活的態度。”紅雲紅河集團員工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他記憶中印象頗深的細節：集團一位員工給王蘭蘭送了一套化妝品，她一下子就笑開了花，即便是生活最艱難的時候，她也每天把自己打扮的清清爽爽的。

“愛心食堂每天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3元，一次性繳清一個月180元餐費。許多老人每月只有370元低保金，除掉房租、物業費、水電費以及看病買藥的錢，根本交不起伙食費。”王蘭蘭就說，有多少交多少，實在交不起不交也行。

為了讓老人及時吃上飯，王蘭蘭還專門訂了兩條規定：如果有老人病得下不了床，或者重度殘疾又無人照看，“愛心食堂”要送餐上門;凡有按月繳納了餐費、過了時間卻沒來打飯的老人，“愛心食堂”要派人到家裡去看望。

王蘭蘭說，只要還能動，就要自在快樂。只要想做善事，就自然會有好心人來和你一起成全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