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色
主要成就是新樂府運動主要倡導者、寫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小編整理的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色，供參考！
語言特色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
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生平簡介：
他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今河南新鄭市城關鄉東郭寺）。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
十九年春，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池上》。
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臣，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
元和十年，因率先上書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凶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閒適、感傷的詩漸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後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祕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
75歲病逝，葬於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誌銘。
白居易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
詩歌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閒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很多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鍼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白居易詩歌的創作風格，後世頗有爭議。有人說他“俗”，說他“淺”，矜耀富貴，吟弄風情，存在著格調低下的庸俗的一面，缺少蘊藉含蓄的韻味和抑揚頓挫的氣勢。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在平易、切近的形式裡蘊含深遠的思想情趣，有力地顯示著白詩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成就。
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巨大影響。晚唐的許多詩人，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詩風的啟示。此外，元、明、清歷代劇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為題材編寫戲曲，如《長恨歌》演變為白樸的《梧桐雨》、《琵琶行》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等。白詩的詞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採用。除詩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寫得也很有特色，他以其創作的實踐，推動了散文的革新。
由上可以知道，白居易不僅在詩歌上給予後人有很大的影響，更是以其超然自適的性格和人生智慧贏的文人的尊敬與崇拜。他的一生，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