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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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人物生平

1912年進入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學習。

1916年中學畢業併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學系。在北大期間,朱自清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嗣後又參加北大學生為傳播新思想而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並與武仲謙結婚。

1919年開始發表詩歌,作為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詩人之一,他以清新明快的詩作,在詩壇上顯出自己的特色。1919年2月出版他的處女作詩集《睡吧,小小的人》。

1920年修完課程,北京大學哲學系提前畢業。畢業後,先在杭州第一師範,後回到母校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教授國文、哲學,並任教學主任。繼續參加新文學運動,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會員。還參與發起新文學史上第一個詩歌團體“中國新詩社”和創辦第一個詩歌雜誌《詩》月刊等工作,支援由青年學生組成的湖畔詩社及晨光文學社的活動,為開拓新詩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1921年參加文學研究會,是“五四”時期重要的作家之一。

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文學研究會8位詩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內收朱自清的詩作19首。

1923年朱自清發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長詩《毀滅》,表明自己對生活的嚴肅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這種進取不懈的人生態度,在當時有較大影響。

1924年,詩和散文集《蹤跡》出版。

1925年,朱自清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開始從事文學研究,創作方面則轉為以散文為主。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為個人真切的見聞和獨到的感受,並以平淡樸素而又清新秀麗的優美文筆獨樹一幟。

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學英國,進修語言學和英國文學;後又漫遊歐洲五國;1932年7月回國,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與聞一多同事一起論學。

1932年8月20日,朱自清攜陳竹隱回揚州省親。朱自清和他的妻子在上海舉辦婚禮。

1932年8月底,朱自清赴歐洲遊學。

1934年,出版《歐遊雜記》和《倫敦雜記》,是用印象的筆法寫成的兩部遊記。

1935年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並撰寫《導言》。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給亡婦》娓娓追憶亡妻武鍾謙生前種種往事,情意真摯,悽婉動人。這一時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雖稍遜於早期,但構思的精巧、態度的誠懇仍一如既往,文學的口語化則更為自然、洗練。

抗日戰爭爆發後,朱自清隨清華大學南下長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的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並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他以認真嚴謹的態度從事教學和文學研究,曾與葉聖陶合著《國文教學》等書。

特別是1946年7月,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樸、聞一多的先後遇害,都使他震動和悲憤。於是他出席成都各界舉行的李、聞慘案追悼大會,並報告聞一多生平事蹟。

1946年10月,他從四川回到北平,於11月擔任“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召集人。

1946年10月,經過漫長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現實的教育和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下,他成為革命民主主義戰士。在反飢餓、反內戰的實際鬥爭中,他身患重病,簽名於《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取美援麵粉宣言》,並囑告家人不買配售麵粉,始終保持著一個正直的愛國知識分子的氣節和情操。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患嚴重的胃病(嚴重的胃潰瘍導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享年50歲。

朱自清散文作品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於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於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裡。

在別處說過,我的“憶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遠不曾有過驚心動魄的生活,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顏色永遠是灰的。我的職業是三個教書;我的朋友永遠是那麼幾個,我的女人永遠是那麼一個。有些人生活太豐富了,太複雜了,會忘記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麼時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記住,自己是怎樣簡單的一個人。

但是為什麼還會寫出詩文呢?——雖然都是些廢話。這是時代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運動的時期,大夥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著我這個年輕的學生;於是乎跟著人家的腳印,也說說什麼自然,什麼人生。但這只是些範疇而已。我是個懶人,平心而論,又不曾遭過怎樣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親自體驗,範疇終於只是範疇,此處也只是廉價的,新瓶裡裝舊酒的感傷。當時芝麻黃豆大的事,都不惜鄭重地寫出來,現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驅者告訴我們說自己的話。不幸這些自己往往是簡單的,說來說去是那一套;終於說的聽的都膩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麼話,只是說些中外賢哲說過的和並世少年將說的話。真正有自己的話要說的是不多的幾個人;因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幾個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著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這點簡單的意思也還是到中年才覺出的;少年時多少有些熱氣,想不到這裡。中年人無論怎樣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開,卻是可取的。這時候眼前沒有霧,頂上沒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負著經驗的擔子,一步步踏上這條無盡的`然而實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覺得一種輕鬆的意味。他樂意分析他背上的經驗,不止是少年時的那些;他不願遠遠地捉摸,而願剝開來細細地看。也知道剝開後便沒了那跳躍著的力量,但他不在乎這個,他明白在冷靜中有他所需要的。這時候他若偶然說話,決不會是感傷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訴你怎樣走著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剝開的是些什麼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膽小的;他聽別人的話漸漸多了,說了的他不說,說得好的他不說。所以終於往往無話可說——特別是一個尋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尋常的人所難堪的,我說苦在話外,以此。

中年人若還打著少年人的調子,——姑不論調子的好壞——原也未嘗不可,只總覺“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寫出那冒著熱氣或流著眼淚的話;一個神經敏銳的人對於這個是不容易忍耐的,無論在自己在別人。這好比上了年紀的太太小姐們還塗脂抹粉地到大庭廣眾裡去賣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實這些都可以說是廢話,只要想一想咱們這年頭。這年頭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將一切說話的都看作“代言人”;壓根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這樣一來,如我輩者,倒可以將從前狂妄之罪減輕,而現在是更無話可說了。

但近來在戴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裡看到,法國俗語“無話可說”竟與“一切皆好”同意。嗚呼,這是多麼損的一句話,對於我,對於我的時代!

193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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