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要注意哪三大禮儀教育的三大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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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雖然具有深厚的禮儀傳統,但當前大學生禮儀教育的效果並不理想,是時候反思當前大學生禮儀教育的三大誤區了。把禮儀等同於西方禮儀,把禮儀教育等同於禮儀教育課程,把禮儀教育等同於禮儀知識教育,導致大學生禮儀教育無法實現知行統一的目標。應當從教育內涵、教育形式、教育內容三方面糾正對禮儀教育的認識,有效培養明禮守禮的未來社會精英。

大學生要注意哪三大禮儀教育的三大誤區

關鍵詞:禮儀教育;傳統禮儀;禮儀課程;知行統一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在全國範圍頒佈執行了14個年頭,對社會文明程度起了重要的提升作用。“明禮”作為二十字基本道德規範之一,無疑是社會主義社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影響力日益擴大的國際背景下,公民禮儀修養的提高,不再僅是事關個人顏面的小事,而是關係國家形象乃至前途的大事。大學生的禮儀教育也越來越廣泛地受到廣大教育工作者和人們的重視。我國雖然具有深厚的禮儀傳統,但在目前的高校教育中,禮儀教育的效果並不理想,大學生不知禮、不守禮的個案常被作為詬病大學生的生動依據,是時候反思當前大學生禮儀教育的三大誤區了。

一、把禮儀等同於西方禮儀

一提到禮儀,人們的腦海裡自然浮現出“西裝革履”的典型形象,這正是長期以來學校、社會在禮儀教育中以西方禮儀為重點的傾向所造成的。以教材為例,面向高校教學的教材,按物件的不同,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不同行業為基礎的教材,如商務禮儀、服務禮儀、涉外禮儀等,主要為普通高校、高職高專的專業必修課程所採用;另一類是以大學生修養為基礎的`教材,如大學生禮儀等,主要為普通高校的選修課程所採用。筆者仔細研讀了十餘本常用教材,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現行教材的編寫體例大多以西方禮儀為主,對中國禮儀尤其中國傳統禮儀很少涉及,例如《大學生禮儀》一書的“第三章應酬禮儀”中,對“派對”單獨進行了詳細地論述。“派對”顯然是西方文化的典型表現形式之一,但在該教材中卻備受重視。另外,該教材在“宴會”一節中,特地為“自助餐”單列了最後一小節進行論述。“自助餐”同樣也是西方餐飲文化中特有的形式。這樣的“重點照顧”卻沒有落在團拜、祭祖等中國特有禮儀上。禮儀=西方禮儀+中國傳統禮儀。這才是現代中國大學生所需要的禮儀教育的內涵。長期以來,學校、社會在禮儀教育中以西方禮儀為重點的傾向,源於國際交往的需要。因為禮儀教育的重視和推廣是隨著對外開放的推進而發生的,如何與外國人進行交往成為了禮儀教育的重點,西方禮儀成為了我們迫切需要學習的禮儀內容。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套西裝一雙皮鞋是人們赴宴的著裝標準,西裝和婚紗也取代了馬褂和裙褂成為婚禮著裝標準。客觀地說,對外開放後以西方禮儀為重點的禮儀教育有效地滿足了急迫的國際交往需要,為國人與世界溝通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對外開放三十餘年,人們在作出合乎西方禮儀的行為時仍然感覺彆扭,比如,拜訪他人贈送鮮花一束,以示祝福,這樣的內容也在我國很多現行教材中出現,這是西方人的常見做法。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卻更多地贈送水果、營養品等更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習慣的禮品。管中見豹可見一斑,這一再常見不過的例子背後是深刻的文化差異。由於無法完全理解和吸收西方文化,中國人難以認同和接受純正的西方禮儀。中國人骨子裡認同和接受的是歷史悠久、潛移默化的中國傳統禮儀。中國“禮”不僅是人際交往的規範,而且是個人道德的約束和修煉,引用孔子的思路,就是通過“克己”手段達到“復禮”的目標。只有把中國傳統禮儀的道德核心與現代西方禮儀進行有機融合,進而進行禮儀教育,才能使人理解禮儀的內涵,自然作出“合禮”的行為。因此,就內涵而言,西方禮儀+中國傳統禮儀,才是現代中國人尤其大學生所需要的禮儀教育。

二、把禮儀教育等同於禮儀教育課程

禮儀教育主要有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種類型。因為高校的文化教育以課堂教學為主要形式,這一思維被習慣性地照搬到禮儀教育中。所以高校在加強禮儀教育時,往往首先想到通過開設禮儀課程、禮儀講座等課堂教學形式來實現。例如,清華大學在2003年春季面向全校學生正式開設了大學生禮儀基礎課程,作為選修課程,自開課以來,受到廣大學生的熱捧,課程名額屢遭“秒殺”。課程、講座的優勢是集中授課、內容全面、作用直接,但最大的劣勢是功利性明顯。所以不少高校在就業指導時,會把職場禮儀作為必備內容。這容易導致學生對禮儀產生錯誤認識,錯把禮儀當成外部工具,而不是內在修養。美國教育家杜威認為,學校應該利用現有的生活情境作為其主要內容,而不是依靠文理教科書。清華大學在開設禮儀課程大受歡迎後,認為學生對禮儀的學習需求是十分強烈的。因此,該校在2004年秋,開始嘗試實行“全程式”教育,把禮儀教育融入新生入學教育、就業指導和其他培養環節中。[2]該校的有益探索啟示我們,禮儀教育課程只是禮儀教育的形式之一,不可等同視之。禮儀教育=課程+實踐+氛圍。如果說禮儀教育課程是禮儀教育的顯性載體的話,其地位是首屈一指的,其作用是直截了當的。那麼禮儀教育實踐及其日漸形成的禮儀教育氛圍則是禮儀教育的隱性載體,其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其作用是深層滲透的。近年來,不少高校嘗試在活動、儀式中強化禮儀程式,把禮儀教育貫徹到實踐中去,營造禮儀氛圍。2007年中山大學首次引入了西方傳統大學的畢業禮儀,在人力、物力方面作了大量的投入,連開14場,一改以往畢業典禮走過場的習慣,2007屆全體畢業生(包括4862名本科生、4622名碩士生、40名博士生)在象徵著“教育崇高及知識聖潔”的中山大學權杖的見證下,上臺接受校長親手頒發的學位證書,同時學校還邀請他們的親友代表在臺下觀禮,共同見證。同年,華南理工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廣州大學等多所高校都採取了這樣的方式。氣氛莊嚴、程式嚴格、安排細緻的儀式,比禮儀課程更生動、更深刻,權杖、學士袍、四方帽、學位授予過程等都是禮儀教育的載體,這些載體有效傳遞了對儀式參與者的禮儀要求。在莊嚴的氣氛中,參與者自覺自願地認同禮儀觀念,遵循禮儀要求,踐行禮儀行為。因此,就形式而言,禮儀教育=課程+實踐+氛圍,這才是適合當代大學生的禮儀教育。

三、把禮儀教育等同於禮儀知識教育

如上一部分所述,高校在加強禮儀教育時,主要依賴禮儀課程、禮儀講座等課堂教學形式。而在實際教學中,課程教學囿於教學大綱、教學場所、教學班級等的限制,往往停留在知識層面的教育居多。陳嘉明教授在《儒家知行學說的特點與問題》一文中這樣理解“知識”:“以外部事物為物件的‘知識’,屬於科學認知的範疇,其性質是事實性的,其結果是通過理論理性來把握客觀的真理;而以道德倫理為物件的‘知識’,則屬於道德實踐的範疇,其性質是觀念性的,其結果是通過實踐理性來形成某種主觀上的道德‘信念’。在這一意義上,道德知識實際上乃是一種‘信念’。”[3]禮儀教育既有科學認識的部分,也有道德信念的部分,單一的課堂教學使學生只獲得了知識,未形成信念,從而難以促成行為的產生。禮儀教育不是自然科學,也不是形而上學,其追求的目標是知行統一,從知識走向行為,不是一蹴而就的。禮儀教育=知識+行為+動力機制,這是從內容結構方面看禮儀教育應當樹立的觀念。禮儀教育既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授予,又是禮儀修養的習得,兩者為表裡關係。禮儀修養依靠相關的禮儀知識來習得,而一個人的禮儀知識水平只有體現在禮儀修養水平上才具備了真正意義。禮儀修養水平的外在表現其實就是禮儀行為。只有滿腦子的禮儀知識,而不在實際行為中踐行,不可視之為禮儀修養水平。只有知行統一,其禮儀修養水平才獲得認可。知行統一是禮儀教育的最終目標,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卻面臨著諸多困難。第一,只獲得了知識,未形成信念。知道不等於相信,相信不等於堅守。知識轉化為信念,需要精神層面的提升。第二,意志敵不過環境挑戰。人是社會動物,人的行為受環境的影響。所以如果社會環境中充斥了惡的行徑,人們對不合禮儀的行為見怪不怪,甚至反而對禮儀行為表示不解,那麼堅持知行統一所需的意志力將是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第三,行為缺乏有效回報。法國經濟學家霍爾巴赫說過“:利益就是人的行動的唯一動力。”[4]禮儀是規範社會交往的,禮儀行為的目的是得到交往物件的認可,實現有效的社會交往。如果禮儀行為並沒有換來有效回報,甚至換來麻煩、誣告,那麼行為就失去了動力。正如前幾年的“彭宇案”“,老人跌倒,該不該扶?”的疑問令人唏噓無比,扶起倒地老人的行為本身是合乎禮儀的行為,遺憾的是其後數年直至現在,全國各地不同版本的“彭宇案”仍然在上演。堅持知行統一,做有禮之人,是困難重重的。這反過來要求禮儀教育在內容結構上,應當包含知識的傳授,行為的促成,以及動力機制的保障。當然,這就是更廣義的禮儀教育,非學校教育所能實現,需要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共同作用。在風華正茂的大學時光,大學生應當自覺提高禮儀修養,高校應當幫助學生全面學習中西禮儀文化知識,營造禮儀氛圍,創造守禮環境,培養明禮、守禮的未來社會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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