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顆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朱亞光

導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回國潮，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時代現象。那時的中國，貧窮落後，百廢待興。這些在美國和歐洲工作、留學的中國學者、學生，原本有著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優越的工作環境，但面對祖國的召喚，卻能自願捨棄，義無反顧、百折不饒地選擇了回國，從而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一代棟樑。，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朱亞光的故事，歡迎大家閱讀!

有顆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朱亞光

導讀

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擲兩枚震驚世界的原子彈，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時也喚起了中國人制造原子彈的夢想。

1946年，年輕的朱光亞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從事核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以全A的成績連續4年獲得獎學金。

新中國成立沒多久，身在海外的朱光亞熱血沸騰地期盼著回到祖國。1950年初，他聯合51名旅美留學生，起草了著名的《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

1950年2月28日，即寄出《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的第二天，朱光亞登上了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郵輪從舊金山出發，途經洛杉磯、夏威夷、日本的橫濱、菲律賓的馬尼拉等地。

在《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上簽名的52人中，許多人與朱光亞一起同行。許慧君因為還有一個學期才結束學業，她與朱光亞約定，半年後回祖國去找他。

此前，朱光亞已得到通知，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合作署提供的救濟金，可以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但朱光亞拒絕了。他的心已經飛回了祖國。同時，他也預感到美國政府的政策正在改變，一股敵視人民中國的反共潮流正在形成，必須趕快離開，回到祖國去。

朱光亞慶幸自己能夠順利回國。在漫長的航行途中，這些回國者經常聚在一起，暢談對祖國的懷念和回國後的打算。朱光亞是暢談時的中心人物，因為他收集了不少新中國的資料，交談時讓大家感到很新鮮。

有時，他們也會聚在一起唱歌，那首《趕快回國歌》是大家百唱不厭的歌曲。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回國潮，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時代現象。那時的中國，貧窮落後，百廢待興。這些在美國和歐洲工作、留學的中國學者、學生，原本有著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優越的工作環境，但面對祖國的召喚，卻能自願捨棄，義無反顧、百折不饒地選擇了回國，從而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一代棟樑。

是什麼信念和力量支撐著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為什麼這樣強烈?中華民族的精神傳承為什麼能夠延續不斷?

這些問題，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去思考。朱光亞曾言簡意賅地回答說：忠誠報國。

回到祖國的感覺真好

1950年4月1日，“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抵達香港。

按照事先的約定，朱光亞在香港短暫停留，去香港大學拜訪曹日昌教授。

曹日昌是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由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任職香港大學，並受黨委派，祕密聯絡和爭取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及中國學者，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

朱光亞與曹日昌見面後，曹日昌交給了朱光亞來自北京大學的一份聘書。北京大學曾是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所大學之一，因此，也算是朱光亞的母校。歸國前，朱光亞給母校寫信，表達了自己想到母校工作的願望。

這封聘書由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簽署，聘任朱光亞為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當時，朱光亞才25歲，在北大物理系教授、副教授中是最年輕的。從中可以看出，新中國對人才的渴望和重視。

1950年4月3日下午，朱光亞一行離開九龍後，到達深圳。那時的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卻是新中國的大門。

邁進國門，大家不約而同深深地作了一次長長的呼吸。那是祖國的空氣，真甜!

在深圳稍事休息後，朱光亞一行又乘車去廣州，抵達時已是次日的凌晨。

朱光亞在給遠在美國的許慧君的信裡寫道：

四月三日中午我離開九龍，到達深圳，已是晚飯時節，換車再往廣州，四日清晨到廣州東車站。因為警備未解除，我暫在東站旁中央酒店內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休息，到早上六點才住入安排好的太平南路新亞酒店。沿途疲乏，本擬在新亞休息，躺下去卻睡不著，只得逛大街。廣州的市面很冷淡，大商店都關了門，而路旁人行道上的地攤卻不少。吃的東西都買得到，價錢卻不低。四日那天到旅行社去買票，弄了半天也沒有弄妥，最後約好五日再去。下午來了一次空襲警報(新中國成立之初，盤踞臺灣的國民黨空軍，經常轟炸大陸的沿海城市——作者注)，解除後到中山紀念堂去瞻仰，因為空防的緣故，六時以前趕回新亞，皋園也沒去成。

重回故鄉，難捨親情

1950年4月7日13時45分，火車到達武昌東車站。

朱光亞自1938年夏還是少年時離開武漢，已有12年之久。朱光亞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詩人賀知章所寫《回鄉偶書》中的詩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眼睛禁不住地溼潤了。

當時，武漢三鎮之間還沒有長江大橋，來往要靠渡輪。下火車後，朱光亞登上由武昌至漢口的渡輪。望著滾滾奔流的長江水，兒時的記憶，頓時像放電影似的一幕幕地在他腦海裡閃現。

對朱光亞回來，全家人異常興奮。朱光亞在給許慧君的信裡深情地寫道：

這次回家，有兩件憾事。第一，不能在家多住些時日，我得立刻北上;第二，因為旅途的不方便，沒有買什麼東西回來分送給大家。離美時，本計劃到香港後再買，到香港後才知道，由陸路走東西不能多帶，饋禮更不能多買。沒有法子可想，只得把為自己置購的和以前舊用的一些日常用品拿出來分送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隨身用的鋼筆現在已只剩了一支了，連我最喜歡用的一支Esferbrook牌舊筆都送了人，由此可見我之狼狽情形。

原本，朱光亞想在家裡好好地待上幾天，盡心侍候父母，盡情享受親情的幸福與溫暖。然而，一封來自北京大學的加急電報催他儘快到職任教。

1950年4月10日上午，朱光亞離開武漢，乘火車赴北京。

前後算來，朱光亞在家只待了兩天半。望著病中的父親和已顯蒼老的母親，朱光亞的眼睛再次溼潤了。

短暫的相聚，難捨的親情。朱光亞的心裡很是歉疚。他在日記中寫道：“遊子離家多年，如今又要遠行，總是不能伺候年老的雙親，深感內疚。”

北大最年輕的副教授

1950年4月12日上午，朱光亞來到北京。

這是朱光亞第一次來到這個北方大都市。武漢已是春光明媚，但這裡還有幾許寒意。

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朱光亞就給許慧君寫信。信中寫道：

北京城比我想象的還大許多許多，昨天早上車由東面入城至東車站，八時三刻到達，有北大教員徐敘瑢和三位學生代表在車站佇候。徐君是我西南聯大同班同學，畢業後就在北大服務，他告訴我饒毓泰老師臥病，正盼望我來協助系內的功課教授工作。我們同乘車來北大理學院，系裡已為我預備好兩間小房，就在理學院院內，和辦公室、課室俱在一處。

當時，北大物理系位於北京一個名叫沙灘的地方。這裡離故宮、北海、景山等地不遠。因教學樓是紅磚紅瓦，大家稱之為紅樓。如今，紅樓已成為著名的歷史文物，受到國家保護。

朱光亞在信裡還寫道：

北大理學院都是些舊宮殿式的小平房，環境安靜可愛，唸書、做學問，真再好也沒有了。記得我對你說過嗎?我是一個愛靜的人，能有一些想看的書，在一個恬靜的地方住下來，我會感到很快樂的。心境靜下來了，也才能踏實地做一點工作。

到北京大學理學院報到時，朱光亞給理學院帶去了他在美國採購的一批用於物理實驗的器材。這是他用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為學校購買的。拳拳之心，可見一斑。

1950年4月14日下午，北大物理系召開了一個有部分師生參加的歡迎會，歡迎朱光亞到北大任教。朱光亞在給許慧君的信裡，寫下了當時的心情：

鄭華熾先生告訴我，今天下午物理系師生有一個聚會，算是歡迎會，要我出席。心裡惶恐得很，不知道到時候該說些什麼。以前也教過中學生，學生群中比我年歲大的也有;出國前在聯大也教過大一的學生。只是時隔四年，現在再作人師，一切都好像有了許多變化似的。

這一兩年，在工作上真要加倍地努力，上面說過，這一路來北京，感觸很多，一時也真說不了。新的中國在誕生;回到家看見年輕的一群，有的加入了團(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作者注)，有的還在努力學習，都瞭解了一些勞動創造世界、為人民服務的真諦，真令人興奮。回想到當初在中學時代，理想、抱負都有一些，哪能趕得上他們?然而，另一方面，又感覺到革命過程中新生一代與衰退的一代之間的'衝突日益深刻，不愉快的現象也與日俱增。感覺到自己的負荷很沉重，也感覺到還該拿出更大的勇氣。

這是朱光亞當時真實的思想寫照。朱光亞時年25歲，雖然是北京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但與那些年輕的學生一樣，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青年一代，有著夢幻般的革命理想，洋溢著積極向上的革命激情。難能可貴的是，朱光亞還有著冷靜的思考，顯得更為成熟。

朱光亞雖然是副教授，年齡卻比學生大不了幾歲，與學生們相處得很好，就像個和藹的兄長。他講的課很受學生歡迎。

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肖慶當年是朱光亞的學生。他回憶道：

1950年4月，只有25歲的朱光亞從美國學成回國。他帶著在國外採購的有關物理實驗的材料趕到北京任教，成為當時北京大學物理系最年輕的副教授。在北大工作的這段時間裡，朱光亞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教學第一線，同時講授光學和普通物理課程。他以一貫的認真、精細和踏實準備好每一堂課，還在教學中旁徵博引，枯燥的物理學概念經他深入淺出的講解也變得生動了。

朱光亞的宿舍，簡樸、乾淨。最多的物品是書籍，都是朱光亞從美國帶回來的。還有就是唱片，有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亨德爾等著名音樂家的。這算是最“養眼”的了，讓人想起“主人”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後來，一些喜歡音樂的學生，常常來到這裡，看看書，聊聊天，欣賞著這些音樂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