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閱讀練習題

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1-4小題。

①韓愈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新儒學的先驅。這種歷史觀建立得很牢固，以致去證明它的合理性是多餘的，對它提出懷疑則是不明智的。但我們必須對這可靠的觀點提個問題：為什麼是韓愈而不是別人開始新儒學的突破呢？無疑，在這裡要完全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能做的僅是概觀而已。

②韓愈的突破存在兩個密不可分並內在關聯的方面，站在反對一面對佛教（和道教）進行批評，站在肯定一面復興儒家之道。在他那個時代，韓愈主要以反對一面出名，特別是他819年的反佛諫文。弔詭的是，現在的學者一般認為，他對佛教的批評十分缺乏原創性，他所有的反佛言論都可在早期的反佛作品中找到，這些作品始於621年的傅奕上疏。另一方面，從一個嚴格的哲學觀點來看，也經常有人指出，韓愈對儒家之道的探索是不精細和不令人感興趣的。因此，我們怎麼去證明他是新儒學突破的第一先驅者呢？

③我以為，韓愈的重要性既不在於批評的原創性也不在於其哲學上的深刻性，他的創造在於他對反對與肯定兩方面的綜合。這兩方面為新儒學將“入世轉向”推入新的歷史階段創造了基礎。韓愈清楚顯示了一條不拋棄來世而回向此世的道路。引用儒家經典作為權威，特別是《大學》和《孟子》在他的《原道》和其他文章中試圖顯示，那些超現實的天理（或天常）最終是為此世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服務的。

④在《原道》中，韓愈批評佛教的“治心”是為了“外天下國家”，並以儒家“正心”作為最終“平天下”的精神基礎來進行抗辯。表面上，似乎他想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對抗新禪宗。但事實上，那隻不過是變形的模仿，因為完全相反的對抗也是一種模仿。

⑤在韓愈的《師說》中，禪宗影響的痕跡最明顯不過。在他那個時代，普通的儒學教師一般被輕視，這在柳宗元和呂溫的作品裡可充分證明。因此，韓愈很清楚，除非重建儒家師道的尊嚴，否則復興儒學將註定失敗。與此相反，禪師作為師在唐代後期得到無比的尊敬。十分清楚，韓愈儒家之師定義中的術語“傳道”、“解惑”仿自禪師。“惑”甚至可能取自禪宗語言。《師說》中兩個更重要的觀點也值得評論：第一，文章強調“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特別適用於像慧能這樣的禪師，他不僅地位低賤，而且有些弟子年長於他。第二，文章中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師的觀點。這個觀點也有禪宗師徒關係概念的味道，正如禪師靈佑的格言：“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⑥一旦顯示出韓愈的儒家之道的再闡述是源於新禪宗思想的流行，許多疑問也就消失了。事實上，他的詩和書信顯示，終其一生，他與禪僧們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他對他們的'精神實踐表示尊敬，但並不同情他們對現世的拒絕。無論如何，有證據表明韓愈非常熟悉新禪宗，他欣賞禪宗的教育方法並用到儒家方面來是可能的。然而，他欣賞新禪宗的不是個別思想或概念，而是禪宗突破過程的整個發展正規化。為了解擴充套件重建儒家社會的計劃，韓愈將始於新禪宗運動的“入世轉向”推向極致。在某種程度上，他為了重建儒家的道統仿照了新禪宗的模式，他尋求完全不同於佛教的超越現實作為現世的基礎。確實，他在這兩個領域內實際的成就是很有限的。但新儒學的突破，則是由他確立了方向，併為宋代的發展確立了基本準則。

（選自余英時《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有刪改）

1-2題為選擇題，請在答題卡“選擇題答題區”作答。(12題選對一項給2分，選對兩項給5分，多選不給分)

1．下列說法，符合文意的兩項是( )( )（5分）

A．韓愈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新儒學的先驅，但證明它的合理性並不多餘，對它提出懷疑並非不明智。

B．韓愈的新儒學突破錶現在，對佛教（和道教）進行批評和對儒家之道的復興。

C．韓愈以儒家的“正心”為“平天下”來抗辯佛教的“治心”為“外天下國家”，他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對抗了新禪宗。

D．因為禪師作為師在唐代後期得到無比的尊敬，所以在韓愈那個時代，普通的儒學教師一般被輕視。

E．韓愈在批評佛教（和道教）及復興儒家之道兩個領域內的實際成就是很有限的，但卻為新儒學的發展確立了方向。

2．下列不符合文中“入世轉向”含義的現象是( )（3分）

A．先秦儒家學派崇尚“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倫理關係。

B．唐代“六祖慧能”的禪宗改革則在佛教界一聲獅子吼，開啟了教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C．在道教的發展過程中，全真教提出了“打塵勞”，即“損己利物為行”，通過在塵勞中打滾受苦來修道。

D．宗教改革倡導者馬丁·路德說：“無論什麼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傳教士，世俗權力都有權來管他。”

3．根據文意，韓愈能夠成為新儒學突破的第一先驅者的原因是什麼？ （4分）

4．請結合文中觀點，簡析下列材料中“西化夢”以失敗告終的原因。（4分）

自晚清以來，中國被西方列強侵入，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因此主張通過拋棄中國文化，全盤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實現強國之夢。代表人物為陳序經、胡適等。1934年，陳序經發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斷言：“我們的惟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胡適也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贊同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這種“西化夢”最終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