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電影的敘事創新與文化反思論文
趙薇導演的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以下簡稱《致青春》)以超過五億的超高票房，成為當年中國電影無法迴避的重要作品，其營銷策略、宣傳技巧和助演明星等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成為一部大獲“成功”的電影。在票房為王的背景下，獲得理想票房固然是衡量一部電影的重要標準，但中國電影要想走得更遠，需要從更為重要的藝術特色、敘事創新等入手，而這些恰恰較少被人關注。在不長的發展歷史中，好的電影從來離不開內在的、本質的、核心的東西—故事，這才是電影永葆青春的奧妙所在。從這一點來看，電影《致青春》到底為我們呈現了怎樣的故事，做出了哪些敘事上的創新，如何推動了中國電影藝術的發展，這些都是我們更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主題變幻的青春書寫
人不是一件東西，他是一個置身於不斷髮展過程中的生命體。;每個人都有青春年華，青春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但一般都讓人印象深刻。青年是個寬泛的範疇，受到階級、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地區等多方面差異的影響，相似的心理、情感和生活經歷讓青春年少的他(她)們成為獨特的群體，成為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文化的重要因素，更是影視作品重點反映和呈現的重要題材。正如青春是人的特殊時期，青年在社會、政治、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青春的快樂與哀愁，熱情與殘酷，順從與叛逆，初戀與失戀，獨立與迷惘，通過影視藝術得到充分的闡釋和書寫。
中國內地青春片因為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長期沒有青春片的概念，但在中國電影發展歷程中一直都有青春片的代表作品，具有重要意義。從早期《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等對青春、青年的展示，到八九十年代《青春萬歲》《棋王》等對人性自我的覺醒與反思，中國青春片的發展脈絡基本清晰起來。從思想軌跡來看，中國內地青春片曾經歷意識形態的政治說教，也曾執著於人性深度的挖掘，也曾依靠明星、炒作來包裝和營銷。青春書寫是新時期以來“第六代”導演作品的重要內容，從早期對青春的反抗性、邊緣化書寫，逐漸演化為對青春的解構和消費，這勢必導致青春片失去了原有的精英意識和反抗精神。
青春片有自己獨特的主題，豐富而多變，清晰而懵懂，激情而瘋狂，真誠而痴迷，荒唐而甜蜜，中國內地青春電影的精神核心是“成長涅桑”。所謂“成長涅桑”，是中國特定歷史環境下形成的青春經歷，包括政治背景的影響、父輩的管教規訓、學校師長的教育、社會環境的浸淫，成長往往伴隨著挫折和痛苦。《青紅》《向日葵》等作品將成長寓於時代變革、心理蛻變和人倫現實，己經擁有精巧的人物結構、敘事風格和獨特情趣。當然，隨著青春片走向市場化運作，青春片的藝術品格也在發生變化，各種實驗和探索逐漸增多，豐富了青春片的型別，也造成良莽不齊的情況。無疑，青春片陷入了思想性—市場化、精英—世俗的選擇困境，要想突破這種困境，必須找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思想水準與市場操作的平衡點。這種突破起碼要塑造好青年形象，要有經得起推敲的青春故事，這是青春書寫的`基石出所在。
二、膚淺功利的青年
從青年形象的塑造來的青年即使有個性，也無深度，更逞論思想。鄭微算是個性十足的女青年，敢愛敢恨、敢做敢當，先是為了與青梅竹馬的鄰家大哥林靜在一起，考上了同在一座城市的大學;後是愛上家貧好學的陳孝正，來了一場不顧一切的女追男。鄭微的這些舉動，無疑是在搬演己經無數次上演的愛情俗套，在淺顯地觸動人們關於青春愛情的記憶的同時，無法更深地觸動青春愛情的真諦。作為對比，鄭微的舍友阮莞、朱小北、黎維娟等青年同樣單薄，都是有個性而無深度的人物。阮莞看似完美—外表美麗動人，內心善良而強大，實則自相矛盾，不合邏輯。阮莞忍受了男友多年的自私、虛偽和侮辱後，終於打掉孩子，決定離開，重新尋找自己的幸福。但阮莞並非真正醒悟，在結婚前夕，她卻意外地因見前男友而隕命。電影也許意在塑造阮莞痴情女的完美形象，卻因缺乏好的創意、自相矛盾而適得其反，只能用極端的方式—阮莞先是，後是見前男友途中被車撞*—來展示。黎維娟的設定更是俗套至極，她充當了勢利、薄情的角色，為了留在大城市、嫁給有錢人，她拋棄真愛，自願充當變心忘情的“陳世美”，這種角色設定毫無創意，純粹是為了提供另一種愛情或青春的選項。朱小北靠姐姐賣包子供養上大學，但她並不自卑，因為被誣陷偷竊而打砸商店，被學校開除的結局讓人嘆惋。朱小北是為數不多的反抗形象，但影片處理得簡單粗暴—讓大學生用打砸來報復誤會，這種反抗雖然場面火爆，其結論的膚淺和片面也是必然的。
三、結語
從青年形象的塑造和青春故事的講述來看，電影《致青春》確實對不起它的名字。如果就這樣向青春致敬，豈不是太對不起自己和觀眾?正如電影中鄭微所說的，“這個世界上，除了愛情還有別的呢!”同樣的道理，在青春的概念裡，除了愛情還有別的呢!《致青春》也應該告訴人們，除了愛情，青春還有別的呢!遺憾的是《致青春》沒有為觀眾呈現更多的東西。因此，電影《致青春》應該叫做《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愛情》，這樣才更準確、更客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