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創作中的雙重焦慮論文

摘 要：弗吉尼亞·伍爾夫作為女權主義運動的經典作家之一，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創作實踐為出發點，憑藉著一個女作家敏銳的性別意識，努力探索女性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密切關係。囿於傳統觀念及文學寫作規範的影響，她的焦慮是更深層次的，一是作家身份的焦慮，即伍爾夫對自身文學創新如何超越前代作家，如何擺脫傳統寫作規範以及自我超越的擔憂；二是女性身份的焦慮，即作為一名女性作家，伍爾夫對潛意識中各種束縛女性創作觀念的超越以及對女性敘事方式的探索。

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 女性主義 焦慮

弗吉尼亞·伍爾夫作為20世紀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女權主義運動的經典作家之一，她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創作實踐為出發點，憑藉著一個女作家敏銳的性別意識，努力探索女性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密切關係。伍爾夫通過探尋女性的文化傳統，發現從題材到語言風格上，男女作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由於不同的生活體驗，女作家無法在男性話語中找到適合她們的表達方式。理論的傳統話語方式只是便於表述父權文化的價值觀點。弗吉尼亞·伍爾夫深刻地認識到傳統男權話語對女性思想表達的束縛。她呼籲女作家必須自己創造，將現有的語句修改變形，使之適合她們自己的思想的自然形態，使之既不被壓垮，也不歪曲她們的思想。伍爾夫在自己的文學實踐中不斷地與傳統的男性作家的創作風格相抗衡，積極尋求一種能充分表達女性真實處境的、又適合女性表達的藝術創作方法。這使得她在創新的過程中受到了來自前代作家影響的焦慮及自身女性身份的焦慮。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其詩學著作《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nece，1973）中將文學的影響比作父子關係，“影響的焦慮是期待自己被淹沒時產生的焦慮……像懼怕洪水一樣懼怕前驅(父輩詩人——引者注)的新人實際上把某一重要部分當做了‘整體’,而這個‘整體’乃是構成其創造性焦慮的一切，是每一個詩人內心的幽靈似的阻塞劑”。弱勢詩人只能模仿其父輩詩人，而強勢詩人卻能奮起抗爭，挑戰父輩詩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對抗。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格芭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中修正了哈羅德·布魯姆關於影響的焦慮的理論，將“文學父子之間的俄狄浦斯鬥爭的弗洛伊德範例轉變成女性主義的影響理論，用來形容在父權制文化與文學中的19世紀婦女作家的焦慮”。實際上處於18、19世紀在傳統男權社會的各種社會道德規範束縛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學中“子”的角色，長期以來，藝術創造被視為是屬於男性的領域，女性作家是被放逐者，她的存在是不被考慮的。吉爾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學俄狄浦斯正規化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對這樣男權中心思想所建構的創造力與文學史圖景，她的焦慮是更深層的。——一種對作家身份的焦慮。”“在嘗試拿起那嚴格防範她們使用的筆之前，父權制以及其種種文字早已囚禁了婦女，使她們當個順民；她們必得要從那些男性文字中脫逃，那些男性文字把她們當作‘無用的人’，拒絕給她們自主權，以防她們拿來弄出另一套來取代現在幽禁她們防著她們拿起筆來的權威。”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創作過程是她與各種男權中心的文化的、語言的規範抗爭的過程，也是對以男性為代表傳統的文學權威挑戰的過程。其所受的影響的焦慮是雙重的，一是其作家身份的焦慮，二是其女性身份的焦慮。

1．作家身份的焦慮

伍爾夫沒有受過任何成為一個作家的正式教育。她自己認為，作家的訓練並不像美術、音樂方面的訓練那麼明確，而閱讀、傾聽、休閒都同正式教育同等重要。雖然她因被父親剝奪了同兄弟們同樣的受教育的機會而懷有怨憤情緒，但寬鬆的家庭氛圍卻為她提供了不同尋常的非正式教育。她在書籍的包圍中成長，父親的教誨給了她很大的鼓勵：“閱讀你喜歡的書，只因為你喜歡它，絕不要假裝讚賞你並不讚賞的東西——這就是他在讀書的藝術上唯一的教誨。用盡可能少的語言寫作，儘可能清晰、準確地寫出你的意思——這就是他在寫作的藝術方面唯一的教誨。”她的閱讀似乎並不遵循任何軌道，完全是接受天然喜好的指引。她的筆記本里寫滿了大作家的名字及計劃要讀的書目，但沒有任何當代作家，因為她要同經典作品一起並完全用確實第一流的思想來陪伴自己。大量閱讀、傾聽及討論使伍爾夫有自己的觀點，為其成為作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伍爾夫在文學創作方面進行著雄心勃勃、令人嫉妒的自我訓練，她的目標是“重鑄”傳統小說、傳統傳記和人物性格的傳統處理方法，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自己的創作能捕捉並描寫現實生活中難以琢磨的許多東西。在創造性寫作方面，伍爾夫被奧斯丁、梅瑞狄斯和哈代的成就震嚇住了，她曾多次肯定並讚揚簡·奧斯丁在創作中發明的恰合她自己的一種完美自然、形態絕妙的句法，她也努力使自己的眼光超越成熟完美。她的1903年的海德公園門日記和1906年-1909年的旅行日記是她在創造性寫作方面所進行的描寫練習，在想到喬治·艾略特時，她讚賞她的觀點的`差異創造性行為，認為智力的渴求一定會使女性的觀點變得完滿。伍爾夫在1906年夏天也首次從模仿性習作轉變到婦女“觀點的差異”上來。她在1908年到1910年間所寫的傳記評論中，強調人物生命中的若干動機、行為和側面的一個個自發的隨意的瞬間鏡頭的描寫，這些都是她後來成為小說家至為關鍵的文學理論，她所審視和關注的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隱祕、瞬間和隱晦的成長體驗，而不是公開化的行動。1915年出版的小說《遠航》是伍爾夫就如何表現人性中被忽視的東西所做的積極的探索。其實早在1908年該書已經動筆了，伍爾夫多次重寫此書，她留下了五種草稿，此外還燒掉了很多。她想改變小說的形態，想進行現代藝術的實驗，但這在當時對她來說是孤立無援的藝術抱負。由此可以看出她當時內心的躁動不安，她曾對克萊夫·貝爾說“我的大膽嚇壞了自己”，她在大膽創新和傳統小說的適度規範之間來回轉向。1917年，她與丈夫倫納德的霍加斯出版社的成功創辦，使伍爾夫成為當時英國唯一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女人，她不需要向專業出版社的挑剔低頭，也無須配合出版商的需求和邀約而更改自己的寫作計劃。到了1923年夏季，當她創作《達洛衛夫人》時，獲得他人讚賞的需要被全部拋開了。在1923年6月19日日記中寫道：“我感到彷彿匆忙之間卸掉了所有的舞會服裝，赤身裸體地站在那兒。”她完全擺脫了外部的影響，她忠實於自己、忠實於小說中的人物。從1932年起，她開始稱自己為一個“局外人”，這便開始了伍爾夫生命中最後一次騰躍，1932年10月2日日記中寫道:“……現在，我50歲了，我正做好準備要無所阻礙地、筆直地並毫不偏斜地射出我的弩箭，不管它們是什麼。”

在伍爾夫的文學創作中，自身對其作品創新、超越傳統、超越自我的焦慮使其處於精神痛苦中，甚至多次精神崩潰。伍爾夫在其日記中大量記載了這種擔心與憂慮。“就寫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過分看重外界的讚譽。可以肯定，這個短篇（《邱園記事》）是得不到什麼讚賞的。而我還會對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沒人來說好聽的，很難動筆。”（1919年5月12日記）“《夜與日》仍纏繞在心頭，浪費了許多時間。喬治·艾略特從不讀書評，因為別人的飛短流長會令她無法寫作。現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毀還是譽我並不特別計較，只是這些東西擾亂了心神。”（1919年11月16日）“今天下午我終於設想出一部新小說的新表現手法。……即結構鬆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時，更接近主題，卻又能保持形式和節奏的不變。”（1920年1月26日）“我將不再為取悅別人而寫作，而作出改變，現在我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將來也是。”（1937年8月6日）

通過大量的閱讀，伍爾夫發現傳統的寫實的創作手法已被前代作家發展到了極致，且已經形成一套潛在的寫作和批評模式，已很難超越；更為重要的是在伍爾夫看來，這種創作手法已經不能充分地反映社會的真實狀況以及人們的精神世界。作為一個作家，伍爾夫創造性地運用現代主義的手法來表現人們複雜的內心世界，她既完成了對前代作家作品的創新，又實現了對自身作品的超越，雖然這種超越是建立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上。她對前人作品的梳理點評見解獨特，創造了明顯背離當時現存的文學的敘事模式，其作品蘊含的豐富的女性主義思想更是吸引了後世讀者的關注。

2．女性身份的焦慮

維多利亞時代風行的淑女典範並不鼓勵女性成為一個自由表達個人觀點的作家。伍爾夫的成長受到已經內化於心的貞潔觀念的影響，她常處於緘默狀態。“作為一個女性，她常常會感到很難替複雜的思想狀態找到適當的語言表述。……弗吉尼亞·伍爾夫小說中的女性和小孩都儲藏著私人化的詞語內涵，因為她們使用公共話語的空間受到了她們低微地位的限制。”人類學家認為女人在若干世紀中已將自己的知覺適應於男子的編碼語言，從而成為了一個緘默的人群，習俗也認為女人出名是可憎惡的，她們的血液裡流淌著匿名的意念。所以，弗吉尼亞在推測一個生在16世紀卻想要寫作的女人的命運時，相信她肯定發瘋，開槍自殺，被人嘲笑，即使寫作，也不會署名。勃朗特姐妹在文學創作中用男性化名就是對傳統文化規範採取的一種策略，千百年來女性的緘默狀態與作家所必需的心靈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形成一種的尖銳的矛盾，這使得女性作家在創作活動中充滿了困惑與焦慮，即如何超越潛意識中各種束縛女性創作的觀念以及探索女性敘事方式。

伍爾夫就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成長為一個作家的，雖然父親對她的教育相當開明，但伍爾夫對父親總是沉默無言，甚至不敢出示自己私下裡寫的文章。她的含蓄剋制是因為父親在女性享有學識問題上的矛盾心態。父親從不給她熱情的鼓勵，甚至在女性出乎他意料之外突然要表達思想時便會惱怒。在原則上，他認為女兒們應按照最佳的職業標準發揮其才能。而實際上，他認為體面的女人絕不應該侵犯男性專有的職業。伍爾夫也親眼目睹了凱瑟琳·斯蒂芬（後來是劍橋大學紐南姆女子學院的院長），因為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身份備受冷遇，她批評性的談話更是激怒了不少男士。伍爾夫處於思想表達的壓抑狀態，“我有一個女人的感情，但我只有男人的語言。”當她寫作時感覺到：女性寫作“缺乏一種傳統規範，而一代人的工具對下一代毫無用處，又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所謂的“一代人的工具”是指成熟定型的傳統寫作規範，即男性作家形成的符合他們目標的小說寫作技巧。然而，相對女性作家而言，伍爾夫敏銳地指出：那些工具可不是我們的工具，那些事業也不是我們的事業，對我們來說，那些傳統意味著毀滅，那些工具意味著死亡。

在文學創作中，伍爾夫發現，要大聲地表達她作為一個作家的聲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對現存的語言無法表現的女性特有的感情建構一種表述方式，幾乎需要瘋狂的冒險。基於傳統的“性別類比的思維習慣”，大男子批評家像對待婦女那樣評判她們的作品：“婦女作品所受的待遇好像它們本身就是婦女，對它們的評論往往始於其胸圍、臀圍進行的學術測量。”對於伍爾夫來說，寫作是一種革命行為，她與英國父權制文化及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形式和價值觀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她在落筆時充滿恐懼和決心。因為語言和文化被壓迫者攥在手裡，要和他們爭奪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膽略，但伍爾夫還是義無返顧地拿起筆，努力地抗拒和顛覆著父權文化。

作為一個女性意識極強的作家，伍爾夫有意識與傳統小說中男性沙文主義相抗衡，努力建構女性自己的文學，積極營建一種與女性作家性別身份相吻合的適合女性表達且能充分表現女性真實存在的新的文學話語方式。肖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依據女性自我意識發展的歷程，認為西方女性文學發展經歷了“女性特徵的”“女性主義的”和“婦女的”三個階段，即從女性作家模仿佔統治地位的男性作家到女性作家採用多種文學方式表現時代女性再到女性作家運用獨特的敘事方式表現真實的女性自我。伍爾夫的創作活動幾乎跨越了這三個階段，前期的是現實主義創作，主要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來表現社會生活，基本是對傳統文學經典創作方法的模仿，如《夜與日》《遠行》《奧蘭多》，其中《奧蘭多》塑造了“雌雄同體”的形象，表達了作者“雙性同體”的兩性和諧相處的人類理想境界。後期其現代主義作品大量運用意識流手法來表現人物的真實的內心世界，是敘述藝術的創新，她通過內聚焦、多視點的敘事角度，建構女性敘事權威；大量運用暗示、象徵、隱喻等手法，強調語言的抒情性，張揚女性化的審美機制；意識流採用“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感官印象”等手法，充分表達女性內心真實，豐富女性形象，打破傳統男性文學中女性形象非“妖魔”即“天使”的失真局面，她的文學創作活動對於文學經典和男性所創造的文學傳統而言,是一種顛覆、一種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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