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概論的論文

來源:才華庫 2.4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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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概論的論文

中國哲學概論的論文1

1 中國哲學資源在《原理》教學中運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把中國哲學資源運用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中,是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1]教學學術性和教學實效性的基本要求。同時,對學生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承擔傳播中國哲學、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責任有更好的促進作用。

1.1可能性:深厚的理論研究基礎

長期以來,關於《原理》教學中對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哲學資源在教學中的運用,學術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指導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與當代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用以指導當代的革命實踐活動也是《原理》教學當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回顧近年來關於中國哲學資源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中的運用,大體有三個角度:(1)類比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契合之處,主要圍繞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等方面,指導學生在學習中自覺地掌握和領會;(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對中國哲學資源的吸收,及其在課堂教學中的運用;(3)中國哲學現代化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借鑑、融合,應當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中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引導學生自覺地承擔起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責任。

既有的研究為《原理》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教師也在教學中能有意識地運用中國哲學資源進行良好的教學引導,並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把中國哲學資源運用到《原理》教學中,是可能的。

1.2.必要性:現實的意識形態教育所面臨的迫切任務

在價值多元化的今天,從西方引進而成為我們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了應對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各種新問題,新形勢,必須認真貫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不僅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也需要與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當代文化相結合。這種結合並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具體革命實踐做註解,也不是把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當代文化當腳註,而是有機地、合乎歷史和邏輯地解釋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當代大學生所呈現出來的新特點。

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群體,他們的成長經驗和生活年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新事物接受速度非常快,獲得資訊的渠道也比以往多,同樣,受到的困惑和誘惑也相應增加。所以,肩負著意識形態教育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對於塑造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人文教育相對匱乏、崇尚應用型知識的傳播的當代大學,更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通過富有學術價值,同時不缺乏趣味性和針對性的《原理》課程教學,使大學生群體信任、信服並學以致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課程的迫切任務,也是落實教學實效性的關鍵。

2 中國哲學資源在《原理》教學運用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雖然中國哲學資源在《原理》教學的運用研究成果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但由於受到《原理》課程教學教材的多次改動、歷史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哲學契合點的誤讀、教師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哲學知識的儲備不足,以及教學中面對不同學生群體可能出現的教學深淺程度的錯誤認識等因素的影響,對於中國哲學資源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中的謹慎運用研究還比較缺乏,尤其是對存在的問題缺少足夠的重視。以下選取三個典型的教學案例進行研究。

2.1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根本宗旨的體現。在《原理》課程教學中,群眾觀點應當結合以人為本進行講解。在講解中,通常會引用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作為輔助教學,加強學生對人民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例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書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盡心下》)又如: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篇》)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在封建社會有積極的意義,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的作用,但仍是封建社會的治國要術,是在君與民階級對立的基礎上進行論說的。這種以民為本的觀點與我們當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當中的以人為本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馬克思的關於人的觀點是建立在現實的人的理論基礎上的。所謂現實的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2]馬克思強調,人的現實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要求人們從一定的社會關係包括階級關係中去認識和把握一定群體或個人的本質和作用。在一定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上或者不同的社會關係中,具有不同社會屬性的個人或群體,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教師在進行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這一章節的教學中,可以使用孟子、荀子等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觀點進行教學,但要注意嚴格區分民本與人本,要向學生明確中國傳統思想中民本觀點的歷史侷限性,同時,進一步加深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的觀點的理解。科學發展觀所提倡的以人為本,不僅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更是要保障人的全面發展。《共產黨宣言》當中就說到: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

造成 人本與民本混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現代漢語的演變中,人與民的意思發生了變化,我們通常把人民連在一起使用,而在中國古代,人與民是有著不同內涵的詞;另一方面,對馬克思人的觀點缺乏更加全面的理解,主觀臆斷,脫離了馬克思的原著。

2.2氣論

恩格斯總結和概括了哲學發展特別是近代哲學發展的歷史事實,並吸取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有關思想,第一次明確地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4]根據意識和物質、思維和存在,究竟誰是世界的本源這一標準,把哲學劃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對立的基本派別。教師們在進行辯證唯物主義的教學時,從理論的歷史發展角度,應當向學生介紹辯證唯物主義之前的樸素唯物主義。除了列舉出西方哲學史中的泰勒斯的水本論、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等理論之外,通常會舉出一些學生熟悉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例如陰陽五行學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要素構成),王充的元氣說,再如王夫之的氣本論。氣本論認為整個宇宙除了氣之外,沒有別的物質。氣只有聚散,沒有增減、生滅,提出太虛,一實者也。並把王夫之的思想與西方古典哲學中的阿那克西米尼的氣本論相提並論。阿那克西米尼認為,萬物產生於氣,氣是無限和永恆的。由於氣的不斷運動而產生萬物然而,王夫之等中國古代哲學家所說的氣,與西方古典哲學中的氣,是非常不同的兩種理論,根植於兩種完全不同的哲學土壤,把他們進行簡單的類比,是非常不可取的。阿那克西米尼的氣本論思想,是對古希臘傳統的本體論思想的一種發展,是對物質世界的組成、運動和變化的一種解釋。而王夫之的氣論思想,不僅僅有對物質世界的組成和變化的某種層面的理解,更是中國古典哲學中對氣理解的發展和深化。在中國古典哲學中,所謂的氣,不僅僅指的是物質世界中的氣,有可能指向道德境界層面,甚至帶有神祕主義或宗教意義。所以,雖然在某些層面上,中西哲學有很多相似性,但並不能夠簡單地從字面地意思去理解。

造成這種錯誤教學的原因,最主要是教師對中國和西方兩種哲學的理解和認識不夠深刻,沒有認識到根植於兩種不同文化土壤當中的思想存在著巨大的區別。同時,這也是由於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結構,並不是大學才建立起來的。這些在學生高中時代形成的定式思維,有傳統高中教材和影響和應試教育的導向在發揮作用。

2.3矛盾

講解矛盾的概念時,教師通常會引入古代的矛盾典故進行解說。這個故事學生都非常熟悉,是矛盾這個詞的來源。然而,這個典故中,自相矛盾的是賣家對矛和盾的描述,體現的是形式邏輯的矛盾,並非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在形式邏輯中,有一個不矛盾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例如,小明不能既是小明又不是小明。但是在現實中,雖然小明這個人每時每刻都在變化,但仍然可以用小明這個靜止的概念來稱呼這個變化著的人。為了容納變化,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他把A理解成A和非A的對立統一。非A不斷否定A,這就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變化。這更符合辯證法的矛盾觀點:矛盾是反映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對立統一關係的範疇。對立和統一分別體現了矛盾的兩種基本屬性。矛盾的對立屬性又稱鬥爭性,矛盾的同一屬性又稱同一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的性質和趨勢。它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矛盾著的對立面相互依存,互為存在的前提,並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二是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相互貫通,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矛盾的鬥爭性是指矛盾著的對立面之間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性質和趨勢。[5]如果在講解矛盾觀點的時候,不注重回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論述中,不注重區分中國古典文化中概念的特殊性,會給學生理解唯物辯證法造成很大的偏差。

因此,教師在進行課堂講解時,一定要對所選取的案例有較為深刻和全面的認識,不能僅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資源作為工具價值來解釋《原理》的教學內容,而應該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相輔相成。

3 中國哲學資源在《原理》教學運用中應當遵循的原則

鑑於當前的《原理》課程教學對中國哲學資源的運用存在著諸多問題,為了保證教學質量,提高教學實效性,通過《原理》課程的教學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弘揚中國文化,我們在教學中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3.1迴歸經典,以本為本

《原理》課程教學所用的教科書是20xx年最新修訂版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本教材幾經修訂,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化、系統化和體系化,是學生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最直接的途徑。然而,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並不是完整的教學體系,但這不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就沒有邏輯和系統,相反,馬恩的經典有很深的的內在邏輯性和實踐性。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中,除了馬恩兩人的思想之外,後人對馬恩思想的繼承發展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當中也包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蘇聯式的教科書式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始,到李大釗為中國人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再到我國自主編寫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材,再到現在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教科書,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以說,目前的《原理》課程的教材,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成熟,但也存在問題。因此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論述,尤其是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概念的教學中,最好的方法,就是迴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引導學生去閱讀這一類經典,可以讓學生從枯燥的教科書中解脫出來,避免片面化理解,真正領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魅力。

同樣,當我們在教學當中引入了中國哲學的資源進行闡發時,一定要結合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述,更不能脫離中國哲學經典的語境。中國傳統的哲學資源是非常講究語境的。例如《論語》就是一部不僅需要了解其內涵,也需要學習其對話體的論述結構的文字;再如前文中所提及的人與民的內涵的變化。因此,在教學當中,教師應當對經典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在備課和教學研討時注重將經典作為基礎,充分地發揮經典原著的論述在課堂中的作用。

3.2有歷史的、發展的眼光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中國哲學也在被馬克思主義改造。例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恩格斯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界定以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被用來作為劃分中國哲學的標準。人們發現,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漫長的中國哲學史中,屬於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僅有幾個人,很多中國哲學家有時候似乎可以被劃分為唯物主義哲學家,有時候又可以被劃分為唯心主義哲學家。生硬地肯定唯物主義,否定唯心主義,導致很多偉大的哲學家的理論變得一文不值。這使人們開始反思問題之所在。在《原理》課的教學中,則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教學方向。一種是在講解哲學的基本問題時完全避諱談及中國哲學,並且弱化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劃分;另一種則強化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去劃分中國傳統哲學。這些都是有問題的。在教學中,教師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程序應當有歷史的、全面的、發展的眼光。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哲學隸屬於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傳統,發展的起源是不同的。對恩格斯的這種劃分應當回到原著當中去理解,特別是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劃分中強調了這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而非所有時代;對學生的講解也應當從歷史和發展的角度,讓學生理解思維發展的基本規律;把中國哲學資源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隻具有工具意義,實現中西哲學融會貫通。

3.3變革解讀模式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的教育目標是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並且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並且解決問題。以學生為導向,根據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水平,改進教學方法,變革解讀模式,引入一些適當的教學手段,使《原理》教學既不因為過於理論化而變得枯燥不易掌握,又不因為為了迎合學生口味而失去基本的學術性和理論的深刻性。堅持這個原則,方法應當多元化。例如選取一些經典易讀的文字,不僅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原著,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一些新的發展的代表人物的作品,還有中國哲學中的一些重要經典論述,在學生當中開展讀書分享會等活動;在學生感興趣的領域,例如電影、動漫、漫畫當中挖掘出哲學意味深厚的作品,結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哲學進行分析和講解;開展學生自覺地拍攝微電影微視訊等活動,引導學生關注中國社會的現實和中國當代文化,加強學生的參與感。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實踐著的理論,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對認識具有決定作用。最好的教學方法,一定是從實踐中來,再回到實踐中指導實踐。在實踐的過程中堅持創新,在創新中不斷地回到實踐去檢驗教學方法,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中國哲學概論的論文2

摘要:中國哲學以獨特的學術發展理路而在人類文明文化史中獨具一格,佔有重要地位,但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這種獨特理路不能僅僅作為“獨特”而存在,否則,就像珍禽一樣,只具有參觀價值,豈不可悲?因此,必須經過反思和批判讓世界認識到它的價值之所在。該文主要從三個方面談了自己的反思。

關鍵詞:創新;中西比較;出路

 1、創新

中國哲學到底如何創新?這是每一箇中國學者都應該考慮的問題。“中國哲學是一個以註釋聖賢經典為獨特發展理路的哲學。”這句話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

下面逐條分析:我們不引入西方哲學家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上的評價,我們承認中國哲學是哲學,承認了這一點,2、3點就已經包含在其中了。那麼,聖賢經典為何?先秦諸子,特別是以儒、道兩家影響最大。我認為,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的思想直接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模式以及倫理觀念。而對他們的著作的解讀成了後來思想者的主要工作,這種傳統在儒學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既然以註釋作為其獨特的學術發展理路,那麼,所謂“創新”也只能在經典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釋,這種解釋是否能為人所接受要依賴於解讀者對經典的把握程度,否則,就會被指責為誤解、誤讀。這種觀念極大的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新能力,他們一直想恢復聖賢之“原意”,然而,到底是否有“原意”?聖賢真的說(say)出了他們的意圖(mean),他們真的意圖(mean)了他們所說(say)的麼?沒有人反思這個問題。其實,文字一旦產生,就成了既不同於物,也不同於心的另外一種東西(如果有所謂二元對立的話),獨立於作者,提供了巨大的意義解讀空間。如果在這麼廣闊的意義空間中只尋求所謂“原意”,豈不是一種最大的誤讀麼?再者,“原意”是不存在的,說什麼是作者之原意呢?他意圖(mean)的還是他寫(say)下的?這中間有很大差別,書寫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無法真正寫出我們意圖的東西,通常是What we say is not what we mean;what we meanis not what we say。因此尋求恢復“原意”的努力其實恰恰誤解了“原意”,作者肯定說出了他自己意識不到的東西,而對這些東西的揭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尋求“原意”的努力使得中國哲學自身缺乏有力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後來人對前人的批判只是指出前人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聖賢之“原意”,沒有說出自己的迴應的努力,總是“託古言志”。

然而,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即那種由易學精神充分體現的“大宇宙”視野以及歷代思想家一直追求的“成聖”“成賢”的生命境界的提升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鑑意義。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對生命人生的了悟,從來都與認識論無關;從一開始就參透了人生宇宙的一體合流之道,這是西方人繞了很大的一個圈子才體會到的。不過,他們經歷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昌明的科學成果,當然也經歷了科學成果帶來的嚴重問題,但是,經過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們已經能夠在自己文化內部找尋解救之道,顯然與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以提高生命境界至上追求具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裡不能說哪種文化優劣的問題。但是,由兩種文化產生的文明是可以有標準來評價出其高下的。這一點將在後面詳盡闡述。

2、中西哲學的比較

“比較”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兩種在同一範疇級別的東西或人難免碰到比較的處境,中西哲學以前面臨過,現在面臨著這個問題,將來很有可能繼續面臨這個問題。但是,由於兩種哲學的異質性使得我們必須先問這個問題:比較如何可能?然後,若可能,採取何種視角何種方式進行比較?比較的意義、意圖何在?

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中西哲學是異質文化的產物,不同的精神氣質、不同的發展理路,甚至有不同的問題。這使得很難把握比較二者的分寸,不留神就會陷入用其中一種哲學來否定另一種哲學的境地。因此,要選擇一個很好的立場。如何選擇呢?設想我們比較貓和狗兩種動物,比較的前提是它們同屬於哺乳動物,我們在“哺乳動物”這個高一級的範疇內比較貓和狗兩個次一級範疇,能夠看出貓之為貓的特色之處和突出特點。再設想我們比較貓和桌子,有意義麼?貓和桌子甚至沒有共同點,所謂比較就只是分別列舉貓和桌子各自的屬性而已,不能通過二者的比較使得我們更加清晰的認識到貓的特點,這不是真正的比較。因此,中西哲學比較的前提也必須是中西哲學的共同、共通之處,在這種共同、共通的基礎上再談比較才來得更有意義和價值。否則,就像比較貓和桌子一樣荒謬不堪。二者是否有共同、共通之處呢?有,同是人類文化的產物,都關注過一種怎樣的生活。但是,差別從誕生之日起就產生了,兩種哲學沿著不同的路向發展: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人倫,以及人與萬物在宇宙大背景下的和諧相處,最高境界當然是天人貫通之道。這一點在《易傳》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大衍筮法”通過蓍草這種祖先認為有靈性的植物進行占筮,向全幅視野下的宇宙開放,感通天、地、人三才的格局,納入陰陽二氣以及由陰陽二氣生髮的宇宙萬有,宇宙萬有都存在於宇宙大化的特定時段——四時、年月等,通過感通就進入了與宇宙大化一體無隔的生命狀態以及對未來了如指掌的精神豁然狀態。這種初始狀態體現的精神使得中國哲學表現出向原點回歸的圓而神的品質。西方哲學自發端之處就有一種知識理性的傾向,蘇格拉底將人的道德理性的建構訴諸“知識理性”。“美德即知識”、“認識你自己”,當然這裡的“知識”、“認識”不同於由笛卡兒開始的二元對立模式下的“知識”和“認識”,也決不同於中國哲學的內省工夫。後來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學的真正開端。亞里士多德一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道出了整個西方哲學的精神——不斷的超越。西方哲學家們在很長時間內都把對真理的追求作為自己的目標,把確定性作為知識的堅固基礎,現在他們已經意識到這種思維模式的巨大缺陷,於是對傳統哲學展開了猛烈批判,試圖尋求走出這種思維模式的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是一個國家概念,而“西方”則是一個地域概念,這種比較可能會遭到很多非議。我們可以自豪於中華文明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們要看到,今天傳統的東西已經所剩無幾,因此,我們必須反思這種文明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如果中國哲學以及傳統思想只是在線裝書中存在的東西,那麼她的生命力已經很脆弱了。

3、中國哲學如何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華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是第一次遭受異質文明的衝擊,之前的佛教還是同屬東方文明的範疇,因此沒有對中華文明造成什麼影響,反而以獨特的存在形式在中國發展壯大。

前面提到了文化與文明的不同,這裡具體展開一下:

作為文化中西沒有優劣之分,但是文化造就的文明可以做出高下的衡量,標準是人的發展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的表現。一種文明如果能夠為人提供更多的閒暇時間和生活、思想空間,我們可以斷定這種文明的質量要高,因為這種文明為人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從這個角度看——這個角度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很明顯,西方文明的質量要高。中國有很多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階層,抱有一種“優雅”的懷舊情結,思念所謂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聲稱羨慕中國農民那種“無憂無慮”的“浪漫”的田間地頭的生活,自己卻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一切便利,如果真的讓他們回到那種生活,他們大多是不願意的,對以西化為特色的現代化的批判不能通過回覆所謂“前現代”狀態而徹底完成,不能一味追憶逝去的東西,而要以積極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和西方都在批判現代化,中國如何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很明顯發出聲音不是說再建古代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而是要使得世界上能有更多的人發現中國傳統思想的可貴,並且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發展出有助於全球問題解決的路徑,才不至於出現在世界哲學會議上沒有中國人的聲音的悲哀局面。西方社會對現代性的批判產生了後現代主義,但是後現代的破壞性以及消極的特徵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方案,中國傳統哲學中有很多可貴的思想,或許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另外一種積極的批判。

然而,如何找到這樣一個路徑是最大的問題,是當前和今後的重要任務。出路還得從聖賢經典中發掘,但不再是緊緊追索聖賢原意的解讀,而是創造性的“誤讀”,譬如,《莊子》一書的最獨特之處不在於他表達了什麼思想,而在於莊子的言說方式本身,完全可以對莊子進行這種暫時剝離內容創造性的“誤讀”,因為哲學的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言說方式的選擇,語言可以成為思想的桎梏也可以成為思想的完美表達,因此找到自己的言說方式就是創造性的重要一步。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以優美的對話體為特色,後又經歷了近代多種形式,有幾何公理式的也有其他一般論文文體,德國古典時期哲學職業化之後哲學著作的書寫與其思想一樣枯燥、嚴謹。尼采反對傳統哲學的武器除了其思想本身之外還有其一反傳統的寫作方式,他採用格言式的表達,使得哲學思想再次靈動鮮活起來;海德格爾一生都在尋求自己獨特的言說方式,他知道“語言是存在的家”,認為只有藝術和詩才能真正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並且也寫了很多詩歌,儘管被詩人們認為是蹩腳的,不過我們可以從海氏的努力方向獲得啟發。語言一旦選定就會攜帶著思想向前流淌,至於是否順暢取決於二者的協調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處之所以剝離思想和語言,即內容和形式,是為了強調語言對於創造的重要性,實際上,內容和形式永遠無法分離,不是想用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思想就可以用什麼樣的語言的,思想的特質也能制約語言的選擇。不過,我們可以在這種“短暫”的剝離中獲得啟發,因為出路通常在普通判斷認為沒有出路的地方。(作者張洪傑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職研究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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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莊子

[5]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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