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王安石該如何拯救

引導語：王安石是宋朝最為聰明的人之一，如果到了2016年中國，一定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家，王安石真的能拯救2016年中國經濟，我們一起來了解下文是如何解讀的?

至宋神宗趙頊上位，大宋朝立國近百年，歷經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英宗在位日短，神宗算得上真正第五代，宋朝承平日久表面繁華，但積弊深重危機四伏，貪腐橫行，官僚習氣嚴重，民間日益困苦，貧富分化嚴重，貨幣持續貶值……神宗知道祖業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所以富國強兵願望非常迫切，上臺後立馬起用王安石推行變法。

一位是雄姿英發的世襲皇族，一位是口碑極好的能臣幹吏，本以為攜手合力能一改大宋衰頹之相，但兩位在推動改革過程中，卻遭遇強大反對，而這些反動派很多還是王原來的朋友，教科書上說熙寧變法失敗因為是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利益，聯合反對新法，從而導致改革失敗。但我們看看保守派名單：韓琦(名望極高前宰相)，富弼(老成持重，抵禦西夏守護西北能臣)，司馬光(著名史學家，一代名臣)，範純仁(范仲淹之子，具宰相之才)，還有蘇軾蘇轍兄弟，神宗時代精英幾乎都赫然在列，這麼牛逼的“反動派”竟然不約而同地都成了新法反對者，僅僅用“既得利益集團”或者“異見者”來定義肯定沒有說服力，因為這些人不僅是時代精英，品格也光照千秋，更加重要的是，那時候可沒有人移民大遼或者西夏，他們一定希望大宋國富民強。

縱觀“趙王新政(趙頊與王安石)”，之所以未能成功，除了趙頊這位左派憤青急功近利之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改革不配套，經濟政策不可行，企業活力下降，用人唯親小人當道，權力集中獨裁，容()不下不同聲音，外交四處樹敵，民粹日益橫行……表面看來，王相的確以自身才幹為大宋王朝贏得了治標時間，但宋神宗和整個內閣卻沒有找到治本方法。打著改革口號，但卻沒有去真正深化改革，而是打著右燈向左轉，用計劃手段去解決市場問題，和真宗時代自由經濟相比，神宗走的是左派經濟學老路，最後將大宋王朝推到懸崖邊。

看看今天的經濟形態，與當年宋朝何其相似，貨幣貶值、官場腐朽、佞臣當道、冗官冗軍、內部企業倒閉、外交四面楚歌，如果能穿越時空，失敗過一次的神宗和王安石應該這樣拯救2016年的中國經濟。

一控制貨幣發行，發展實體經濟

北宋中期財富增長速度變慢，唯一加速的是國家的印鈔機。但由於實體經濟增長速度跟不上虛擬經濟增長速度，導致經濟有了巨大泡沫。有一個數字可以看出熙寧變法導致的通貨膨脹，變法前北宋米價為700文一石，變法後暴漲到2500文至3000文一石，通貨膨脹4倍。為了實現表面上的“國富”，宋神宗朝“印鈔機”加大馬力，2年就鑄造1000萬貫銅錢，超過了真宗朝代速度好幾倍。這樣做導致民間財富被迅速稀釋，社會上流民無數，長江以北田地荒蕪，使得實體經濟反而嚴重萎縮。所以控制貨幣發行，保持幣值穩定，也是王安石必須要做的事，不能因為追求GDP的增長而飲鴆止渴。

二解決宋朝財政赤字，首要解決冗官冗軍問題

王安石之所以急急忙忙想著撈錢，是因為國家財政捉襟見肘，財政捉襟見肘重要原因是宋朝的官僚機構非常臃腫，北宋官員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詞人宋祁曾經說到宋朝“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臃腫是潰爛的開始，宋朝官場十分腐朽，效率很低，與人員臃腫也不無關係。先對整個官場進行裁員，再推行《保甲法》解決冗軍問題，不幹事的官員不僅自己不幹事，還會影響其它官員的工作。在這一點上王安石應該接受司馬光的意見，司馬光一直提倡朝庭要節約用度，稱“救災節用應從主上和朝中貴官近臣做起。”而王安石聽了卻說：“現在國家財力不足，並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財之故。”

三實行普遍性減稅，重振大宋朝實體經濟

神宗其間的中小企業(農戶、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著繁重的賦稅徭役。面對這樣的事實，當時採用手段是推行“青苗法”，“青苗法”簡單地說就像由政府成立一個“農業銀行”，春種時農民有需要則借錢買種，秋收時還本付息，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併，二是為農民提供資金，三是政府創收，可以說神宗和王安石理想非常豐腴，經濟理論造詣超越一個時代，但實際上在推廣過程卻是滿滿的骨感，各方面的顧忌和手續，讓普通農戶根本就拿不到錢，就像現在政府要求中小銀行放貸給有需要的中小企業一樣，實際上完全達不到效果，中小企業沒有辦法從銀行獲得資金。還不如直接進行普遍性減稅，讓所有中小企業可以直接享受政策紅利，從而減輕企業壓力，啟用民間市場，重振整個大宋實體經濟。

四外交不能以民粹為導向，避免四面樹敵()

宋朝在自由派經濟學家真宗的領導下，社會財富迅速增加，實體經濟快速增長，北宋的貨幣一直非常堅挺，澶淵之盟後遼國獲得北宋的“歲幣”後，其財力增強，對內採取輕稅收政策，宋遼兩國進入了顛峰時期，成為當時兩個超級大國，宋遼關係實際上已經形成一個共同的“市場關係”。但神宗上臺上卻不顧國際形勢的複雜多變，一味強勢，沒有利用好西夏和遼國之間的.紛爭，將澶淵之盟視為宋朝百年之辱，一味迎合甚至推動民粹思維，卻不知道外交是文武之道，需要一張一弛。先解決好宋朝自己的問題，各方面準備好了再與這些草原部落翻臉，自己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卻一味的強硬，搞得西夏和大遼直接與宋為敵，最後導致《保甲法》都不能真正推行。

五佞臣當道，沒有籠絡士大夫之心

在“熙寧變法”變法派隊伍之中，除了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曾布、章惇、蔡京、李定、鄧綰、舒亶、薛向等人名聲不好，蔡京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史稱“六賊之首”。呂惠卿、李定、舒亶也都是屑小之輩，卻都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這些人私心甚重，除了一味的鼓吹“我們的征程是星辰大海”和叫囂愛國主義外，並沒有在經世致用方面有傑出表現。最可怕的是造成一種不好的輿論導向，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宋神宗喜歡的，就是“小花瓶中插芬芳”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想為國分憂的士子。治國理政，不能只聽那些好聽的話，任用那些能幹任事，例如司馬光這樣的新法反對者是很有必要的。

六倡導言論自由，重審烏臺詩案

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思想解放，沒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表面上言論自由與經濟沒有關係，事實上關係極大。烏臺詩案發生於1079年，時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有顛覆國家罪的嫌疑，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史為“烏臺詩案”。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烏臺詩案”的後果是導致炎黃子孫萬馬齊喑，春秋筆法從此不再，擁有不同意見的官員都被趕出朝堂，使得有識之士不敢進言。金庸在《天龍八部》裡描寫太皇太后與哲宗趙煦的對話就是：“你父親聽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頌德，說他是聖明天子，他才喜歡，倘若說他舉措不當，勸諫幾句，他便要大發脾氣，罷官的罷官，放逐的放逐，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向他直言進諫呢”，難以想像，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宋朝怎麼可能健康發展。

七奉行“國退民進”的施政方針，讓市場的歸市場

整個“熙寧變法”是圍繞①青苗法②募役法③市易法來進行，雖然政府的進入限制了大地方、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抑制了土地兼併，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但整個變法核心實際上讓政府進入市場，通過一系列經濟干預政策，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從而增加社會財富，這就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初期可能會取一定成效，但最終由“國家壟斷”取代了“企業壟斷”，打壓整個市場活力。

宋神宗和王安石最初的本意是“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並不願讓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損失。但事實上，如果不尊重市場本身，變法最終毫不意外變成了“與民爭利”，如果不是將民生問題作為最終目標，而是將集中權力視為最高目的，那麼所謂“趙李新政”毫無意義。更可怕的是，熙寧三年朝野已經普遍認定“趙李新政”向左轉，很多官員開始迎合上意，這些人沒有任何政治追求，他們唯一目標就是獲得權利，蔡京童貫等就是典型代表。他們最後也成為變法過程中的獲利者，直至北宋政壇走向末日，掀起更多腥風血雨。

回溯歷史

王安石是那個時代最為聰明的人之一，就算到了2016年中國，一定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家，但因為權力在握後剛愎自用，在眾小人吹捧中有走向個人崇拜的嫌疑。歷史已矣，如果趙頊王安石能再來一次，一定會在政治上追求與保守派司馬光的合作，經濟上側重民間活力而不是國家收購，財政上實行普遍降稅而不是單項補貼，文化上追求思想多元而不是言論專制，人才上能夠接受蘇軾這樣的時代精英，外交上能對西夏和大遼各個擊破而不是一味強硬，貨幣能夠保持穩定……這樣的“熙寧變法”會讓這個東方強國變成唯一的超強大國，也為2016年中國經濟提供一面映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