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

白居易是中唐詩人，一生共創作了近三千首詩，分為雜律詩、閒適詩、感傷詩、諷喻詩四類，我們看看下面的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吧！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1

他不但是個多產的作家，還提出了一套詩歌理論。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國勢衰微，各種社會矛盾凸顯並加劇，白居易總結了陳子昂、杜甫等人關於詩歌的進步理論，結合時代的需要，把詩歌與現實的關係及社會作用闡述得很明確。他認為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事件，積極反映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況，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明確詩歌創作的目的應是“補察時政”與“洩導人情”，語言力求淺顯易懂。白居易富有戰鬥性的詩歌理論具有重要意義，歷來都為學界所關注，文學界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和創作褒貶不一，評價忽左忽右。

早在與白居易同時期的作品中，劉禹錫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中這樣評價：“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肯定了白詩語言的自然流暢，不過分雕飾。吳融在《貫休禪月集序》中評論道：“厥後白樂天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為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為廣德大化教主，不錯矣。”對白居易“頌美諷刺之道”表示讚揚，從思想旨向和表現形式上對其進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與以上兩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在《唐故平廬軍節度便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中說：“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責白居易在創作上流於柔豔，易引人邪思。同樣，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勁而氣羼，乃都市豪估耳。”認為白詩平淺，缺乏力道，沒有氣勢。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詩論家們圍繞白詩的創作旨向、審美特徵進行評論，對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較肯定，但在語言淺近上持否定態度。

宋代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說：“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眾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詩的表現特徵，可見他對白詩俗淺特點的不贊成。同樣，陳輔的《陳輔之詩話》記：“楚老雲：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仍認為白詩“俗”。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說：“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認為白詩太過淺近，易讓人厭倦。許剴《彥周詩話》言：“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認為白詩淺近，氣格不高。這些都是在指責白詩太過淺近。

進入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王世貞《藝苑厄言》認為：“張為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詩的缺失予以渲染，認為前者逞強使能，後者程式化傾向嚴重。

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託深遠。”指出白詩雖然有容易令人生厭的毛病，但是創作旨向上合乎風人之旨，值得肯定。

從上面的評論看來，從宋到清，評論者仍主要是圍繞白詩的淺俗進行指責。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於1921年在《白話文學史》中明確指出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是“為人生”、是“寫實主義”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認為白居易有意於作文學革新的人，給予其很高評價。

建國以後，學術界對白居易的評價再度掀起熱潮，且有不同的聲音出現。這一階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標為“人民詩人”，因為他倡導詩歌要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這正適合了那個年代人們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創作旨向給了人們心靈慰藉。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白居易詩論的研究中有一種影響力很大的思潮，即認為白居易沒有意識到詩歌的社會功能是多樣的，他的現實主義詩論侷限性過重。各種貶斥的聲音源源不斷的傳來，這也許是因為文革剛剛結束，這個荒謬時代給民眾造成的肉體、心靈上的創傷極重，民眾心中有太多積怨，對“詩歌應積極反映政治”這條本屬於文學社會功能之一的原理極為反感，對白居易的評價一再壓低。這種看法其實忽視了白居易詩論中對其他詩歌（雜律詩、閒適詩、感傷詩）的有關論述，這對白居易的評價很不公正。

就在反對白居易最為激烈的時候，王拾遺先生在《白居易》裡指出白居易並沒有把為政治服務看作詩歌的唯一功能，這從他的“閒適詩”中可以看出。可見，王拾遺已經注意到白居易詩論中重視愉悅人心、給人帶來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這樣的評論才是比較穩妥的。

綜上，以上歷代學者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創作情況、詩歌特點進行了不同的評價，總覽這些評價，我們發現，受到不同社會思潮和創作風氣的影響，人們總是避免不了用狹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和作品，所以對他的評價時高時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學要為政治服務這種過於實用、過於功利化的觀點，正是歷代文人對白居易評價飄忽不定的原因。當某個時代需要文學積極為政治服務的時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們抬高，反之就壓低。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學與政治從根本上說是無法隔斷聯絡的，統治階級需要文學為其政權服務，而文學的發展動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層統治階級政策的牽制和影響。所以說，任何時刻，文學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將存在，況且評論者所處的時代不同、觀點角度不同、個人的興趣不同，所以會出現不同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創作本身也呈現出複雜的狀態。

白居易強調詩歌要為“時”、為“事”而作，這裡所說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國家的興衰、民生的疾苦，具體到創作方法上就是“補察時政，洩導人情”。“洩導人情”是詩人的創作導向，“補察時政”是執政者的觀詩施政。本著這一原則，白居易寫下了大量的諷喻詩，《秦中吟》和《新樂府》等就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優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說全部是描寫上層統治者和達官顯貴的奢侈貪暴，以及下層人民的飢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擠的。《新樂府》通過“美刺詩”來諷刺當朝執政者的庸碌無能。白居易提倡詩人應該努力創作出為“時”、“事”、封建政治發揮“美刺”作用的詩歌，“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他強調了詩歌要大力表現人民的疾苦，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熱情，這一點是很可貴的。

白居易提倡詩歌要為社會、政治服務，要反映現實，在語言上必然要通俗、淺近、自然，從而便於傳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的新樂府詩“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儘可能地開篇點題，讓人一目瞭然。這種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確，避免了一些題意上端緒繁雜的弊病。這種做法，在當時整個詩壇變革中起到了瓦解舊的詩歌語言範型與格套的作用。但是還應該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詩太過淺顯和直露，不給讀者多留一點點想象的餘地。這樣讀者固然理解起來毫不費力，可是因為言已盡意，也就缺失了詩歌本應留給讀者的餘蘊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導思想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入仕時，可以說是“志在兼濟”時期，社會和個人見聞，使詩人感到有責任“為民請命”，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慾為欲”，積極主張詩歌要反映現實和社會矛盾，他還要求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從實用功利主義出發，強調詩歌為政治服務，這個時期他的詩閃耀著為民生、為天下的光芒，有著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說：“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又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可見，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態度，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

被貶為江州司馬後，白居易的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環境的黑暗和險惡，使詩人認識到“獨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是非多”，於是“換盡舊心腸”，不再過問政治，“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此時“獨善”與“兼濟”發生了換位，他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獨善”取代了“兼濟”，在白居易的精神歷程中，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渡階段。在後期不問政治、不問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不像早年那樣鋒芒畢露，大量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閒適詩”和“感傷詩”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密相連、意激氣烈的“諷喻詩”。例如這一時期他創作的《大林寺桃花》、《問劉十九》、《錢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積極創作諷喻詩，後期轉向感傷詩、閒適詩、雜律詩，從其創作體裁的轉變上可以清楚地窺見其從“為國謀”到“為身謀”的轉向。縱觀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兩個方面，如李白和蘇軾，兼濟天下的時候，期冀大顯身手、報效國家，一旦仕途不順，就轉向“獨善其身”，不再或很少過問政治，以求自保。這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代表了中國古代大部分知識分子的複雜心路歷程。

在當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們對白居易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的評價應中正、全面，筆者認為要一分為二地評價元白的詩歌理論：

一、白居易在提倡諷喻詩的.時候提出詩歌要反映現實，為社會、政治服務，為“時”、“事”而作，詩歌要有“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功效，這些理論對強調詩歌的現實主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這一點上文已經有過論述。在這裡主要略談其缺陷和侷限性。首先他過分地強調詩歌的創作必須要“合於時”、“俾補時闕”，完全從政治與教化的作用來看待詩歌的功能，使詩歌處於從屬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為封建統治服務當作詩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視了詩歌應多方面反映現實人生、抒寫個人感情，把詩歌嚴重功利化地當成了政治的傳聲筒，對內容要求到“核實”的程度，這樣做的結果是直接導致詩歌變成真人真事的記錄，失去詩歌本身的特點，變成近似押韻的奏章，並且這些詩常常忽視虛構、誇張、幻想等藝術手法的運用，導致詩歌創作缺乏浪漫主義色彩。白居易主張的“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而作”，歸根結底是“為君”服務，將“為君而作”當作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匯入了狹窄的路途。再如他對詩歌歷史的論斷也很狹隘，他認為屈原與漢代五言詩歸於怨思，止於傷別，“六義始缺”；評價李白和杜甫的詩歌雖有比興之作，但數量太少，李白是“十無一焉”，杜甫“亦不過三四十首”，結論是詩道崩壞，一代不如一代，這就未免太偏激了。

二、前人一般對白居易後期的詩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偏見，認為白居易後期沒有將“人民性”和“兼濟天下”的立場堅持到底，最後轉向了“獨善其身”，認為這是白居易的遺憾。筆者認為應該對白居易後期的閒適詩、感傷詩等作品的創作給予全面的評價，應該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貶低。例如他被貶之後寫的《題潯陽樓》、《讀謝靈運詩》、《宿簡寂觀》、《詠意》等，以頗具審美的眼光和較為清新的筆調觀察自然，抒發感受，排遣憂愁，超然物外，表現出“逸韻諧奇趣”的特點。他的感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可謂絕筆，《長恨歌》運用想象虛構仙境，《琵琶行》運用比喻描寫琵琶樂聲都可謂絕妙之極。這兩篇作品在意境、聲情、色彩、內容上都遠過前人，據說在作品完成之後就已經得到許多人的賞識並廣泛傳誦，宣宗李忱曾寫詩稱賞：“童子解吟長恨曲，牧兒能唱琵琶篇”，可見，這兩篇長詩成就非同一般，連小孩子都耳熟能詳，進一步說明了白居易詩深受百姓喜愛。

令人欣慰的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學術界對白居易的評價漸漸趨於緩和，不同的聲音之間也不再劍拔弩張，人們已經能夠拋開特定時期政治的影響來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文學理論的發展，我們期待對白居易詩歌理論的評價趨於更全面、更科學。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2

1、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

2、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

如在塑造賣炭翁時，他只用“滿面灰塵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一句，一個活脫脫的蒼桑老炭翁形象便躍然而出。白居易的諷諭詩多為敘事詩，在敘事時，他常要發議論，評價所述之事，以顯其志。

3、敘事與議論相結合是白居易諷諭詩的又一特色，白居易的語言通俗平易，這是與他平易淺切、明暢通俗的詩風緊密相聯絡的。

4、白詩文字淺顯，很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還特別喜歡提煉民間口語、俗語入詩。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3

白居易寫詩的風格是“辭質而徑”（辭句質樸，表達直率）；“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

拓展資料：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

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

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

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並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於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4

一、簡介

（1）通俗性：他的詩言平白淺切，生動自然，琅琅上口。

（2）寫實性：通觀白詩，多數用寫實的手法來說事和塑造人物。他的筆下人物多數有相同的命運，而又有各自不同的遭遇。特別是個別事件和個別人物，都具有各自特色或者說特點，都具有典型形象的含義。

（3）抒情性：寫實和抒情兼用。他自己都說：“大凡大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4）敘事性：白詩多以敘事性手法來給我們講故事。其代表作還是〈長恨歌〉和〈琵琶行〉。

（5）諷喻性：著名的有〈秦中吟〉十首，都是指論時事，美刺比興的作品。

二、舉例

（1）《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

（2）《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九年級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3）《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三、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谷，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