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 師說
《師說》作於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他的學生李蟠的。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有關師說的內容，歡迎閱讀。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國小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於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後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於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於聖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於這吧?(人們)愛他們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的。(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的(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的(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的。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麼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裡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的拘束，向我學習。我讚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背景
詩人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並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於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鬥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麼，韓愈為什麼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所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裡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儘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主張“文以載道”，並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於古文創作的年輕人。
詩人簡介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漢族，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因論事而被貶陽山，後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