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遊記散文的人化自然境界賞析

柳宗元遊記散文的人化自然境界的形成，既有學習繼承前人經驗的因素，又與人生經歷、遠大理想、正直個性和不幸遭遇相關。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是美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劇人生和審美情趣的結晶，在繼承學習前人創作技巧、吸取前人藝術精華的基礎上、不但突破了前人“重實用、重哲理”議論的侷限，而且其筆下的自然山水極富靈性，人與自然極具親和力，創立了物我合一、情理共生的優美正規化，從而形成了人與自然有機融會的人化自然境界。

柳宗元的人化自然境界，與其遠大理想、歷經摧折、為人正直和備遭不幸有關。柳宗元自入仕以來，積極用世，用儒家思想和儒家規範去維護唐王朝的統治，革新唐王朝的弊政，以挽救唐王朝的頹廢為己任，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但他的治國方略非但不被朝廷支援，反遭貶謫荒蠻之地。為此，他的內心充滿了憂鬱、悽苦和憤慨。因此，他只能“投跡山水中，放情詠《離騷》”，內心的痛苦只有藉助自然山水釋放出來，由此表達自己的人生感慨，使自己在精神上有所寄託。同時，政治仕途的失意及惡劣環境的壓抑，使他始終處在強顏歡笑的尷尬境地，這種尷尬均通過具體景物流露出來，如小丘、石渠、愚溪等景物都有這樣的印記。柳宗元就是這樣借遊覽山水來解脫和排遣胸中的鬱悶，以此寄託自己的悽愴孤寂情懷的。“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為此，他“為詞章，氾濫停蓄，為深博，無涯能”。對所描繪事物，皆傾注全部心血，觀察仔細，體察詳盡，記人狀物，都能“漱滌萬物，牢籠百態”，無不染上作者的情感色彩。他把沒有生命之物都寫得盎然有趣，躍然於紙上;物與人能心領神會，促膝交談，互訴衷腸，物有人性，人性通過物來表現，人、物一體，所有的自然均人格化了，自然山水皆有了人性。如《鈷 潭西小丘記》中怪石“突怒偃蹇”、“爭為奇狀”，“若牛馬”“飲於溪”，“若熊羆”“登于山”，把群石的多種姿態栩栩如生地展現於讀者面前，把毫無生命力可言的嶙嶙怪石寫得氣勢昂揚、各具情狀;得小丘後鏟雜草伐惡木，於是“佳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小丘舊貌換新顏，一個全新的自然景觀躍然於目前。此時此刻，作者心情激盪，舉目四望，山勢挺立，白雲飄浮，鳥兒飛翔，清溪潺潺，野獸遊蕩，爽心悅目，心曠神怡。於是乎“枕蓆而臥”，“清泠泠之狀與目謀， 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小丘的奇異景色，萬千姿態，靈性和生機，隨作者濃濃的遊興頓生美色。此時，作者欣然陶醉，無法自已，於是物我與情景完全達到了契合。作者欣賞美景，榮辱皆忘，如同置身世外。如此人間勝景，誰人不喜，哪個不愛!然而，它卻是“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連“農夫漁夫”也“過而陋之”，小丘的命運是多麼不幸!而作者被貶遠離京城的柳州，不正和小丘的命運相似嗎?作者寫小丘的遭遇，實際上是在寫自己的不幸。作者從對小丘景緻之樂的巔峰，一下跌入“被棄”的悲哀深谷，於是“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悲是“情隨事遷，感慨系之”。小丘已有其主，自己何時才能被英主所識、為世所用呢?看來，自己的命運還不如小丘啊!作者傾心於小丘景色，把無限深情灌注於小丘，使小丘有了人的情感，作者的內心獨白通過小丘流露而出，小丘與人合為一體，情、景、物、人達到了完美的結合。作者正是借物寫心、借物寫情，抒發被棄不平之氣的。這正是物的泛我化與人的擬物化的和諧統一，表現了令人為之心動的人化自然境界。

在柳宗元的遊記美文中，所有的物景均是其性格的再現。他筆下的石如“熊羆”、“犬牙”，怪特異常，正是其剛直性格的另種表現;水是清洌寒冷，環境是“悽神寒骨，悄然幽邃”，表現的都是他那孤寂、悽清、幽怨的情緒;他寫美石、淨水、游魚、小丘等，均表現了他所向往的高潔、幽靜、清雅的人化自然，都是他內心世界的外化。他深深地喜愛這些山水，因為它們與自己有相同的命運和喜怒哀樂。為此，他“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在《石渠記》中，他刻意寫石渠的“紆曲”：流向西南，“又折西行”，“北墮小潭”，“又北曲行紆餘”。他筆下的小溪，往往圍繞“曲”流、愚溪“合流屈曲”、友人新堂外之池“溶漾紆餘”，這裡的“曲”與作者“九曲迴腸”的糾結心情相連，正是他“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流放生活的縮影，正是他坎坷人生的真實寫照。曲曲折折、勇往直前是其本色，正是作者孤傲的品格、艱難的處境、抑鬱的心情、頑強的抗爭精神的再現，雖然作者沒有直接將人與渠相連，但打動人心的到底是渠之“紆曲”還是人之“紆曲”，是渠之清幽還是人之閒適呢?正是這種不即不離，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抒情寫景，才構成了渠之自然與人之性格的完美統一。在《袁家渴記》中，通過各種生機勃勃“間廁曲折”的景物描寫，同樣蘊含著作者強烈的感情，格調高昂，表現出傲然不屈、勇於抗爭的精神。《愚溪詩序》一文中的丘、泉、溝、池、堂、亭、溪“鹹以愚辱焉”。物“愚”是因人“愚”，那麼人、物真“愚”嗎?甯武子的“智而為愚”，顏回的“睿而為愚”，然他們都不是真愚。而物如何有智，人又如何有類似物的智，寫愚由人及物，寫智由物及於人，最後寫出自己的大智若愚。如此愚與智的強烈對比，正是作者長期遭受壓抑的憤激之詞，也是作者憤懣之情的自我解嘲，均表現了作者不委曲求全的個性。《始得西山宴遊記》“不與培嶁為類”表達的同樣是不與世俗者為伍的傲世情懷。作者所寫景物清新明秀，環境優雅潔淨，無不是大自然的原生態，但並無荒涼之意，均為楚楚動人、美不自勝之景。這種自然景物的淨化特徵來自於心靈的淨化，表現的是作者卓然獨立、不以世俗為累的品性。淨化的自然與惡濁的社會形成強烈對比，表達了對淨化自然的珍愛、對惡濁社會的憎惡，以此寄託他嫉惡如仇的性格和憤激情緒。正是“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這裡表現的同樣是人化自然與自然人化境界。

柳宗元將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寄託在筆下的自然景物上，他是用心靈去描繪自然景物的，自然景物都在他的情感涵蓋之下。這樣一來，就不分人性、物性了，而是人、物合而為一，這種情景交融的寫法正是作者的藝術追求，表達的是含而不露、博大精深的底蘊，實際上這是作家人生的藝術化，是一種人生境界。反之，如果柳宗元的人生是一帆風順的話，《永州八記》等遊記美文是否存在尚不可知。真是時代孕育了柳宗元的遊記瑰寶。

在柳宗元描繪的一個又一個童話般的境界裡，或立或突、情感百姿的嶙嶙怪石，清澈見底、曲徐前行、百折不撓的溪流，氣象萬千、所向披靡的勁風，這些事物無不栩栩如生，無不成為人間精靈。文中之景物的各種形、色、姿，都與人的脈搏相動，都與人同呼吸，體現出作者的心靈世界和行為品格：做人做事，寧折不彎;為國為民，忠心耿耿。這些獨具之景說明作者為了追求革新的理想，始終在尋求一種新思路、新境界、嶄新的理想社會。這樣的理想社會，只有採用自己的革新舉措方可實現。可見，柳宗元把唐王朝的事當作自己的責任去完成，表現了對革新的勇氣和執著。所以，他筆下的景總是堅硬、峭拔，具有頑強不屈的個性。正因為他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心態，他才對人對己對社會總是那麼嚴肅冷峭，一副冷眼看世界的面孔，讓人感到“森嚴可怖”，這是他對社會的一種態度，對人生不遇的一種獨特反映。這種通過寫景狀物表達他對人生態度的創作理念，體現了他重道亦重文的古文創作精神。正因為此，他的山水遊記與前古文家相比就有了明顯的情理共生的人化自然境界。

柳宗元人化自然境界從陶淵明那裡汲取了營養，但又有所發展。陶淵明表現的是遠離塵囂的極樂世界、理想家園，而柳宗元是借自然景物抒發不屈之志、滿腔悲憤，完全是為了宣洩內心的不平，為此，所寫之景物都透露出深廣的命意，行文總是嚴肅認真、深思熟慮，表現出深刻的蘊涵，流露出幽憤悲愴的情懷，字裡行間充溢著無限的牢騷盛氣，在歡愉喜悅之下體現執著的`抗爭;表面寫景，實寫人之個性，自然之景是表面灑脫達觀而內心痛苦的外化，其筆下所有的景物都具有了隱喻性、擬人性，使荒穢的自然景物具有了空靈潔淨的另番世界、優美而神祕的“童話”理想。如此以來，柳宗元山水遊記對自然形態的描繪就是一種“弘揚個性，弘揚本源，讓生命個體”“透射出似蘭孤高，似竹貞節，使高山絕壁般屹立、令人高山仰止”的生命力量。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柳宗元的遊記散文已成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的生命體。把自然之景當作人來對待，這種探究畢竟又深入了一層，在相互外在的感性觸發交會上，又進一步發展到相互內在的融契滲透，體合為一。所寫自然景物本身已有了更豐厚的價值，“還有一種內在的東西，即一種意蘊，一種貫注生氣於外的形狀的意蘊”。柳宗元的遊記美文除了為我們描繪出獨具的山、水、樹、石、魚等立體形象，並形成獨特的空間景觀，自成一方天地之外，還涵濡著心靈，吞吐著宇宙萬物，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是個人情思與自然景物的聯合，是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深邃探索。這正是柳宗元對山水遊記美文的貢獻所在。

就生命個體而言，柳宗元把景物與人的生命置於同一平臺上，人與物均是宇宙一分子，都有美好的一面。他用寫人的情感去寫物，人的情感通過物再現出來，所以，他的遊記對每一景每一物都灌注了理想化的美的情趣，這種美往往是通過自己的發現和修葺而實現的。實際上，這是他的革新主張的另一種表達，是實現理想中的唐王朝社會的具體措施。但是，正是這一理想主張，導致了政治命運的大逆轉，導致了自己的悲劇人生，這種痛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筆下的景物都有了峭冷的氛圍，雖然小巧別緻，但都是自己刻意雕琢的結果，都是自己苦心經營的產物，這些經營同樣體現了他變革社會的願望和訴求。他的山水遊記從情趣、意趣、格調上都隱含著滿腹牢騷怨氣，這都是作者心境所致。當然，這也與他堅毅、稜角分明的性格相關，每一景一物多為其性格的寫照。總之，柳宗元遊記散文中有著濃濃的情致，這種情致正是由自然景觀外化出來，從而達到了人與自然更加藝術化的境界。

總之，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中所寫之景，大多為奇異美麗卻為世人所忽視之自然。作者在描寫過程中，常常通過對比、擬人、排比、暗示、比喻、象徵等手法，使人與自然有機結合起來，借青山秀水錶現自己的才華超群卻不為所用，並被拋棄蠻荒的悲劇命運。在書寫中，作者能將表現與再現兩種手法相結合，在真實描摹自然景物的同時，將主體情感不露痕跡地融注其中，讓讀者在意會中領略作者的情感指向。他用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描繪千姿百態的大自然，把那顆被傷害的心靈通過人化的自然表現出來，藉以撫慰他那顆悽楚悲苦的心靈，從中獲得些許悽美的愉悅。這些人化的自然山水，是那顆受摧殘的心靈的再現，是一顆寂寥落寞心境的自然流露，同時，作者借對自然山水的人化描寫，也表現了一種永恆的宇宙情懷。在深幽孤寂的環境中，以虛空的心神與自然的契合，表現了“悽神寒骨”之美。這種人化的自然境界，有效地擴大了遊記的表現範圍，是中國山水美文的一大發展，後世無有逾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