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讀後感5000字

《資治通鑑》是舊史書中一部著名的大書，簡稱《通鑑》。北宋中期，史學家兼政治家司馬光，在一些優秀的助手協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編寫完成。《通鑑》以編年體形式，敘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並按照朝代分為十六紀，如《周紀》、《秦紀》、《漢紀》、《魏紀》等。

司馬光從幼年時期就好史學，(讀書筆記 )為官後，將戰國和秦代的史事編寫成八卷，進給宋英宗，很受英宗讚賞，命他繼續編撰。為此特設一個史局，由他自己選用助手，他選定了劉恕、範祖禹和劉攽作主要助手。當時北宋的局勢比較穩定，政府收藏的書籍很多，他們可以任意參考。作書的方法是先儘量蒐集資料，將有關之事匯合在一起，稱為“叢目”。在詳細佔有資料的基礎上，按照時間順序略作整理，寫成“長編”，再進一步刪成為“廣本”。這些工作，是司馬光和助手們共同作的。助手之間也有分工，大致劉攽任兩漢階段，劉恕任三國到隋，範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們協助作的長編和廣本，分量還相當大，最後由司馬光一手筆削成書，如《唐紀》代宗以前部分，長編稿達二百多卷，最後刪定為四十一卷。可見為編寫這一部書，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都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全書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個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後來胡三省為《通鑑》作注，將考異散入註文中，目錄實際是個提綱，遠比正文簡略，所以一般讀《通鑑》者，只取正文部分，於是全書也就減縮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時期的政治局勢雖然比較穩定，由於階級社會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被統治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對於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時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時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順領導的起義。到仁宗時期，小規模的起義活動更多。在統治集團內部，黨派之爭常常熾熱到表面化，當時稱為“朋黨”，這種分歧，有時是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爭論，而多數是為了爭權奪位。在對外方面，更有和少數民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廣源等，在這些鬥爭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償失。以上這些問題，即社會上動盪不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和邊疆地區的安全問題，都迫使統治者要從各朝的歷史中總結經驗，尋求解決的辦法。所以司馬光編這部書時，不僅重視政治和軍事活動，凡與加強統治有關的制度、理論、用人、行政、禮樂、歷數、習俗風氣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等等，不論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經驗，都收入這部書中，也就是以加強文官統治為歸宿。本來司馬光為這部書擬定的名稱是“歷代君臣事蹟”，表明他是著重在“君”和“臣”的有關活動。後來宋神宗對於這部書很感興趣，認為“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並且寫了序文，於是改稱為“資治通鑑”。在書名中特別標出一個“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顯了。

《資治通鑑》所取的形式稱為編年體，按照年、時、月、日的順序記載史事，即以時間為中心，敘述有關史實的發生和發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敘來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評論，而不是像流水帳目那樣機械地排年記事。這個體裁創始於《左氏春秋》(即《左傳》)，是我國最早建立的一種史書體裁。西漢以後，由於司馬遷編寫了《史記》，紀傳體成為古代史書的主要體裁，編年體反落到無足輕重的地位。自從司馬光編成了《資治通鑑》，編年體史書才重新為世人重視，其後多用這個體裁編著史書，並由此發展出來綱目體和紀事本末體。《資治通鑑》的成書，不僅復興了編年體，並導致了幾種新的史書體裁的產生，這在史書編纂學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資治通鑑》本身的編纂，具有很多特點或優點。首先是它取材廣博和編寫精審，所記敘的歷史是幅員超過萬里，人口超過千萬，時間長達一千多年，而全書不到三百卷，組織精密，條理清楚，詳略得宜，言簡事明，有深入淺出之妙，這是一般史書不能與之相比的。其次，司馬光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所用史料都經過仔細選擇，並將選用的過程和選定的理由，一一記載下來，編成“考異”，成為《通鑑》一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後世流傳中，人們才把它分開了，這項治學方法，因此稱為“考異法”。這都是在組織形式方面比較突出的優點。

曾鞏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學家，與司馬光同時而年稍長，曾校定南北朝各史書，在校定《南齊書》後寫的進書表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這四項條件是當時人對於史書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通鑑》的內容不僅著重在歷代的政治軍事活動，對於禮樂制度和政策理論等，不論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幷蓄，作了適當的編置安排，對照曾鞏所提的四項條件，司馬光編寫的這部大書是大致符合的。所以從內容方面說，這部書也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發揮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即求所以“適天下之用”，是司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實際上以這方面的評價為最低，不僅從現代觀點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來司馬光在政治上是個保守分子，當時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張變法自強，司馬光反對無效，於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陽，以在野的身分編著史書，所以常常有不滿的情緒流露在書中。如宋神宗時對西夏用兵，原有鞏固邊防的作用，不是宋統治者無故生事。司馬光在寫到唐朝和吐蕃爭奪維州的事件時，便批評了當時的主戰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戰派。又如寫到智伯滅亡之事，乘機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論”，認為有才無德者必致敗事，暗示宋代主張變法者都是有才無德的人。這些主張已失於偏激，胡三省在《通鑑音注序》中便說：“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奪維州之類是也。”這在《通鑑》中所佔的篇幅雖不多，而為司馬光著意重視之處，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時也應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時也有可取的`部分。如關於封建時代學者反覆爭論的正統問題，他說：“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其善惡得失。”(《魏紀》一黃八年級年)這個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

在史實敘述方面，司馬光自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起義軍照例被稱為“賊”，但說到農民發動起義時，常常詳細列舉其被迫發動的原因，這就接觸到實際的社會政治問題。如敘述唐末王仙芝、黃巢發動起義時，先歷述僖宗即位前後的天災人禍，而後用概括的寫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下面才說：“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唐紀》六八乾符元年)唐末農民起義似為一時突然暴發，伏因則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鑑》既歷舉其事，在敘述到起義發動時，又作概括的說明，使讀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韓秀昇參加了起義，後為高仁厚所擒，仁厚親自審訊，問：“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機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紀》七一中和三年)。雖然用了一些美化統治者的話，而當時階級鬥爭的高漲，已經躍然紙上。

迷信思想，在統治者可謂根深蒂固，司馬光常常依據事實揭破其底細。如記武則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並見《唐紀》二一長壽元年)事雖細微，意義則甚為重大。又如鎮壓黃巢起義的高駢，據有揚州，為霸一方，而聽信玩弄神仙之術的呂用之，終至於城破身死。《通鑑》詳記其事，不掩飾，亦不誇大，讀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紀》七○至七三)。此類記載不僅表明司馬光的見解正確，同時也表明其文學手法高妙。關於幾次大戰役的描寫，如昆陽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淮西之戰等，都極簡練而生動，稱為古代敘述戰爭的典型之作。

《通鑑》在取材和記述方面，雖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要求，而由於時代的侷限，謬誤亦所難免。如《史記》錯記了戰國時期各國的年代，因而將齊宣王伐燕記為湣王之事，與《孟子》、《國策》諸書的記載均不合，現在根據《竹書紀年》已經糾正了這個錯誤。《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因與儒家經典記載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視，以致後來逐漸失傳，現在看到的是輯錄本。司馬光雖然看到過原本的《竹書紀年》，而不知利用，於是硬將齊宣王的年代比《史記》拉後十年，避免了與《孟子》等書的矛盾，其實毫無根據，不能作為史實看待。又如著作《後漢書》的範譁，在朝臣爭權中被殺，而誣加以叛逆的罪名，編造了很詳細的情節，《宋書》全收於《範譁傳》中，司馬光未作分辨，也照樣採用了(《宋紀》六)，到清朝，王鳴盛才辨明瞭當時的史實(參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東晉時期世家大族當權，陶侃為一代名臣而出身於寒門，世家出身的當權者對他多加誣衊，《晉書》不辨真偽都收錄下來。《通鑑》已多予刪汰，但亦有刪汰不盡者，如雲侃“以不豫顧命為恨”(《晉紀》一六)。陶侃為地方長官，與晉明帝也無特殊關係，自然無必要參豫顧命，清王懋竑為陶侃作了正確的辨白(參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這都是北宋時人認識不到的。千慮而有一失，雖智者不能免，我們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資治通鑑》是一部分量比較大的書，同時也是值得通讀的一部書。如何通讀這樣一部大書?是我們需要適當解決的一個問題。讓我們先看一看古人關於讀這一部書有什麼問題或意見。司馬光自己說過：“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鑑音注序》)司馬光的話含有牢騷的成分，但對於一部大書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經首開此例。胡三省為這部書作了詳細的音注，他在注中順便說了一句：“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紀》二八開元十二年)這句話的實際含義是要讀者對於《通鑑》的內容全盤接受，這個態度當然也是錯誤的。所以讀此書時，首先要有正確的態度，既不因為部頭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評價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按照實際可行的計劃，一步一步地讀下去，直到將全書讀完。這是讀這部書時應有的基本態度，下面分別說一下幾點應注意之處。

針對《通鑑》部頭大的特點，便不能抱著一口氣讀完的想法，要將全書分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書的《周紀》、《秦紀》、《漢紀》、《魏紀》等來劃分)在每部分之內再劃分範圍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號或重大的歷史事件來劃分)，最後再劃定一個時期之內能讀完的部分，這應結合原書的內容和自己的時間而定，不必強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為劃分的標準。每讀完一個小單元部分，便如攻下敵人一個陣地，不僅是取得一次戰役的勝利，併為打好下一個戰役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讀完一部分之後，可以隨時寫出筆記，或摘錄書中的要點，或寫出自己的心得體會，或記出有關的問題。筆記不求其詳，也不求其全，只是為了有助於記憶理解。讀書作筆記本是一個很有成效的方法，讀《通鑑》這樣的大書，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讀完一個較大的單元后，最好再重讀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讀，而細讀其中重要的部分，這樣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較深的印象。

遇有難解的問題，可以先看註解。看了註解仍不明白，可以記下這個問題，留待求師問友，暫時跳過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讀完全文後，前面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礎較差，讀時速度應稍放慢，但要堅持讀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國古代歷史的知識，並可以提高閱讀古文的能力，收到一舉雙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礎較好，那就可以著重在取得歷史知識方面。

對於初學者來說，讀舊史書首先要求讀通，只有讀通了，才能進一步作分析批判，從而得到真正的歷史知識。《通鑑》是封建時代學者寫給封建統治者看的，所以這一點更應受到重視。

讀本問題，最好是看整部的，現在有了標點本，這方面的困難已經排除。如果只看選錄本，一般地說，可供文學欣賞之用，從取得歷史知識方面說，差距就太大了。

細水長流，持之以恆。有恆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條件，讀一部大書時也是這樣。這個道理幾乎是人所共知，但許多人不能堅持下來，所以最後特別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