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春秋穀梁傳》介紹

導語：《春秋穀梁傳》為儒家經典之一。以下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儒家經典《春秋穀梁傳》介紹，歡迎大家參考！

《春秋穀梁傳》簡介

《春秋穀梁傳》為儒家經典之一。 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穀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寧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勳作《春秋穀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穀梁補註》為清代學者註解《春秋穀梁傳》的較好注本。

《春秋穀梁傳》一般認為屬於“今文經”(見經今古文學)。全書正文兩萬三千多字，採用問答體解說《春秋》，重點在闡述經義即《春秋》的政治意義，與《公羊傳》大抵同調，但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有歧異。如魯僖公四年《春秋》記：齊桓公伐楚，“楚屈完來盟於師”。《公羊傳》稱：“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肯定了齊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績。《春秋穀梁傳》卻說：“來者何?內桓師也。……於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認為齊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驁不馴，所論很不相同。

東晉範寧搜輯諸家訓釋著《春秋穀梁傳集解》，標榜兼採眾說、擇善而從，唐人楊士勳又為之作疏，成《春秋穀梁傳註疏》。清人鍾文蒸有《穀梁補註》，網羅前人遺說，可供參考。

由於《春秋》言辭隱晦，表述過於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文藝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後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只有《左氏傳》、《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

《春秋穀梁傳》主要意義

讀《春秋穀梁傳》可以看《十三經注疏》本，漢代何休解詁，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註疏》，晉人範寧集解、唐人楊士勳疏的《春秋穀梁傳註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鍾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研究。漢代以後，《公羊》和《穀梁》關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學有過短暫的復甦。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討漢代的學術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瞭解《春秋穀梁傳》。

範寧所做《春秋穀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巨集軌，百王之通典也。”說得還是比較誇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穀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於泓，說些什麼“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類的話，最後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雲：“已陳(列陣)，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把這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誇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說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並論。

《春秋穀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範寧在《春秋穀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說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併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春秋穀梁傳》流傳情況

《春秋穀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谷粱》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穀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於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春秋穀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說法，最初傳授《春秋穀梁傳》的，是一個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說是曾受經於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後人考證，《春秋穀梁傳》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屍子日”，屍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說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並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同樣解釋《春秋》，《左傳》主要是闡述史事，是一部史書，《穀梁》則與《公羊》體例相同，採取自問自答的方式解說《春秋》的旨意，是闡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經書。《公羊》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與現實政治配合較密切;《穀梁》則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較為謹慎，認為應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主張貴義而不貴惠，通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因此宋代的《春秋》學家胡安國曾說：“其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

《春秋穀梁傳》與《左傳》、《公羊》一樣，最初與《春秋》也是“別本單行”的。到晉朝範寧作集解，就把經傳合為一書。後來唐朝楊士勳又進一步為之作疏，稱《春秋穀梁傳註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幾家為《春秋穀梁傳》作注。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經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