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詩歌藝術特徵
在平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觸過一些使用較為普遍的詩歌吧，詩歌的內容是社會生活的最集中的反映。什麼樣的詩歌才經典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屈原的詩歌藝術特徵，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盪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巨集道於《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並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
《離騷》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由詩人獨立創作的長篇抒情詩。《離騷》傑出的浪漫主義的抒情作品，但也深刻地反映了楚國的現實政治。它汲取了北方文化與文學，尤其是《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又在南方巫術宗教的文化精神的孕育下，形成了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
《離騷》在詩歌語言和形式上，也有創新和開拓。它汲取了楚歌和先秦散文的營養，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形式，創造了一種基本整齊，而又參差錯落，靈活自由的的語言形式。《離騷》的語言精煉華美，極富表現力，並多用方言、虛詞、雙聲、疊韻等。
不僅如此，屈原讚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於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
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充套件，顯示恢巨集瑰麗的特徵。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
屈原詩歌的藝術成就和影響
屈原作品的偉大藝術成就的影響是巨大的。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說：“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童蒙者拾其香草。”這幾句話的大意是說，屈原及其追隨者宋玉，他們的作品抒寫怨恨感情是能使人壓抑而易為感動；敘訴離別就能使人悲哀得難以忍受；在描繪山水時，能使人根據他們有聲有色的描繪得到山水的形貌；在敘述季節時，能使人開啟他們的文章一看就像見到當時的時令一樣。因此，枚乘、賈誼就追隨他的文風而寫出了華麗而有文采的文章，而司馬相如、楊雄沿著他們作品的趨向，就寫出了不入常套的作品。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對後代人所給予的好處是很大的，是不受某一朝代限制的（即很多朝代的人都受到他們的影響）。才高的人就可以從中取得鴻篇鉅製的文體；心思巧妙的人就從他們的作品中得到華麗的詞句；一般諷讀他們作品的人也可以咀嚼、記住他們對山川的形象描寫；而學童少年也可以從作品中記住草木的名稱。
劉勰的這一說明，無疑是符合事實的。但作為南朝齊樑時人，他看不到屈原對後代的.影響遠遠不止這些。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屈原在藝術上的最偉大的成就和影響遠遠地被低估了。首先是他繼《詩經》以後，以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為我國文學開闢了另一影響深遠的傳統，從而豐富了文學藝術的表現力。《詩經》和屈原作品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兩個巍然矗立的高峰。但《詩經》更多地是以民歌的風格和現實主義手法成為後人學習的榜樣；屈原的作品卻更多地是以大膽的幻想和想象，詩人的文采和誇張的手法，即浪漫主義手法“衣被詞人”。屈原的楚辭作品出現以後，“風”和“騷”就成為我國古人對詩歌所懸出的兩個最高標準。屈原作品作為我國積極浪漫主義的開端，這對我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
其次，在詩歌藝術表現手法上，屈原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對我國詩歌藝術特色的形成作出了貢獻。《詩經》中的比興往往只是一首詩中的片斷，大都也比較單純，用以起興和比喻的事物還是獨立存在的客體。但屈原作品卻作了變化和發展。他開始把物與我、情和景開始糅合、交融起來，擴大了詩歌的境界和表現力。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比和興，不再是簡單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觸物以起興，而更多的是把物的某些特質與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和理想結合起來，融為一體，使具有象徵的意味，使情更有具體的附著和寄託。如屈原作品中，以鮮花香草，表示高潔，用高冠奇服表示超俗；用高丘求女表示追求；這就不是簡單的比喻和觸物起興，而是一種象徵，一種寄託和寄寓。從形象本身來看，它是虛構，是想象，從所表達的內容、思想情感來看，又完全是現實的。這就開闢了後世的所謂“寄情於物”、“託物以諷”的表現手法，對我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有極大的影響。例如張衡的《四愁詩》、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許多詠史、詠懷、感遇的詩篇，都是直接、間接受了屈原這種作風啟發的。
楚辭體是由屈原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但楚辭體這一文體的出現，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還不僅在這一文體本身，而在於它為後世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五、七言詩的產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古典詩歌最先成熟的是以《詩經》為代表的四言體。隨著社會生活和語言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演化，最後定型於五言和七言。在從四言詩演化為五七言的過程中，屈原楚辭體詩歌和漢初的樂府詩都起了極其重要的過渡作用。屈原楚辭體詩歌一方面吸收了當時楚地的民歌俗曲的形式，而在語言句式上又是創造性的吸收和融匯戰國時代新興散文語言而產生的成果。因此，它本身雖不定型，但卻是一次詩體的大解放，是破舊立新，為新的詩歌形式創造了條件。為五七言詩的產生鋪平了道路。具體到楚辭作品本身來說，許多詞句去掉虛詞，或將虛詞換成實字，就符合五七言的節奏和句式。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招魂》，去掉句末語氣助詞“些”字，即是七言詩體。
當然囉，我認為楚辭本身就是一種新式的自由詩體，所不同的是它帶有楚文化的地域色彩，如它經常使用的語氣詞“兮”，就相當於今天的“啊”，“呵”等語氣助詞，這麼看來，它的更偉大的意義是開闢了後代詩歌發展的道路，不管是格律詩還是新文學的各種自由體裁的新詩，都能從它那兒找到源頭，說它是衣被詞人，確實是名不虛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