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的《茶杯》
賈平凹的《茶杯》主要寫的是什麼呢?具體內容是什麼?下面一起來看看!
我戒酒後，嗜茶，多置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割嘴，又換成宜興小壺，隔夜茶味不餿，且壺嘴小巧，噙吮有愛情感。用過三月，缺點是透壺不能瞧見顏色，揭蓋兒也只看著是白水一般，使那些款爺們來家了，並不知道我現在飲的是龍井珍品!便再換一玻璃杯，法蘭西的，樣子簡約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霧綠痕，葉子發展，活活如枝頭再生。便寫條幅掛在牆上：無事亂翻書，有茶請待客。人便傳我家有好茶，一傳二，二傳三，三傳無數，每日來家飲茶人多，我縱然有幾個稿酬，哪裡又能這麼貢獻?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減少了。還有甚者，我寫作時，煙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飲的，煙可以不影響思緒在煙色中去摸，茶杯卻得放下筆去加水，許多好句就因此被斷了。於是想改換大點茶杯，去街上數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來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說，現在富貴閒人多，飲茶講究品的。我無富貴，更無有閒，寫作時吸菸如吸氧，飲茶也如鑽井要注水一樣，是身體與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來?
十月十五日，本單位的宋老兄說過要請吃的，割八斤羊肉，紅炯一頓，但卻遲遲沒動靜，去穆老弟處打問，卻見他桌上有一杯，高有六寸，粗到雙掌張開方能圍攏，還有個蓋兒，通體白色，著青色山水樓閣人物圖，古也不古，形狀極其厚朴，頓生掠奪之心。問是哪兒買的，不嗜茶的人卻用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嚴重，說是專制的，無處可買，又說：你想要了，可以給你，得寫一幅字交易。我惜我書法，素不輕易送人，說：一個杯子一千元呀?!卻還是當下寫就，清洗了杯子攜回。
從此飲茶用此杯，日晚不離案頭。此杯之好，泡茶能觀茶形水色，又不讓謀我茶的人從外看見，僅我獨享，抓蓋頂疙瘩，橢圓潔膩，如溫雪，如觸人乳頭。最合意的是它憨拙，摟在手中，或放在桌上，側面看去，杯把兒作人耳杯子就若人頭，感覺裡與可交之人相交。寫作時不停地飲，視那裡盛了萬斛，也能飲得我滿腹的文章。
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飲茶的，一是長途汽車的司機，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飯的人。但司機多用罐頭瓶，咖啡瓶當壺，我卻是青花白瓷杯，這便是寫作人僅有的一點清高吧?李白有過一句：唯有飲者留其名，如果飲者不僅指飲酒，也該有飲茶，那我就屬飲者之列了。今冬裡，家有來客見我皆笑，說是個頭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與他人傳授的。
1996年11月22日早寫
鬥茶記[宋]唐庚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齎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有所短，寸有所長”，艮艮虛也。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裡。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佑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佑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支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享數千裡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直愚民耳，其我輩謂耶!是宜有所記述，以無忘在上者之澤雲。
拓展：
我識賈平凹
走進賈平凹，無論如何是不難的，在中國普通的讀書人家中，至少存有一本賈平凹的書。
賈平凹在他的一本集子裡對他的作家身份作了這樣的“闡述”：“即使(我)小有名氣，成名豈是成功?作家充其量是個手藝人，我的‘活兒’做得並不好。”他進一步解釋說：“人生若認作荒原上的一群羊，哲學家是上帝派下來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如此的說明，反倒讓人們覺得賈平凹是個謎了，似乎他也不再那麼普通了。然而，脫俗與普通，是作家靈魂中的一柄鴛鴦劍，少了其中的哪一柄，都是不完整的。
第一次看到賈平凹對空門的敬禮，是在1990年廣州的筆會上。參觀一座寺院時，同行的許多文人墨客，紛紛焚香磕頭，俯仰之間，亦不乏淚流滿面者。賈平凹則佇立一旁，雙手交叉，兩拇指抵在一起，默默地仰視著。這種樣子似乎已經將“問”和他不事張揚的個性含在其中了。“問禪”。說穿了，是對自家靈魂的拷問。是思索的另一種形式。遍覽古今，“問”，也是文士的一個重要特質。於茲之下，他在廣州送給我的條幅上，稱我為“方家”，可謂心照不宣。
賈平凹似乎從不主動與人攀談。當你主動與他聊天時。他卻十分熱情。同時你會發現，在無謂的應酬和輕鬆的閒聊中，他並不堅持什麼。另外，你或許想不到，其實他早就想同你聊天了。記得在北京的“外研社”，他的屬下總當眾開他的玩笑，他不無甜蜜地自語道：“這哪裡當我是個領導哇!”然而我們同走粵地的時候，有人看到單獨走在一邊的賈平凹，卻悄悄地對我說：“他在想事情，不能打擾他。”這種理解與誤解連在一起的事情，想來該是賈平凹的'一種苦惱，但又怨不得別人。
其實，無論是身處文壇，還是走出文壇，他被提問最多的，便是《廢都》，而且這樣的提問常與身隨。實話實說，在當下，我不僅欣賞直言的批評，更喜歡坦蕩無忌的文學創作。我在想，倘若再把虛假與無聊的魔術玩下去，那真是要愧對國人，愧對歷史了。
賈平凹在《廢都》後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話，頗為耐人尋味：“一晃盪，我在城裡已經住了二十年，但還未寫出過一個關於城的小說。越是有一種內疚，越是不敢貿然下筆，甚至連商州的小說也懶得作了。依我在四十歲的覺悟，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並不是誰要怎麼寫就可以怎麼寫的——它是一段故事，屬天地早有了的……”
有時候，提問的本身，就是一種值得思索的事。賈平凹說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雖則“玄之又玄”，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段真實的大白話更好。面對令人炫目的生活，作家終是不應背過臉去的。
在哈爾濱，我們聊到這個“問題”時。賈平凹說：“我的朋友不多。”不知他指的是哪一個範疇的朋友。幾年前，賈平凹曾有信來，說要到東北走一走，看看大白臉的女人。我不禁吃了一驚，東北的女人是大白臉的嗎?於是，再上街便注意了，果然，在那些擦身而過的女人當中，真的不乏大白臉者。這種“不幸言中”，在他，大約是無意中的幽默;在我，卻使得本來十分清晰的賈平凹。又一下子變得模糊起來了。
這就是賈平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