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鄉愁中的情結
一首《鄉愁》讓很多人認識了現代詩人余光中，那麼，下面就和小編一起看看余光中的鄉愁裡面有哪些情結吧。
以一首《鄉愁》詩歌聞名華人文化界的的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終於再次踏上了故土。他激動地說，長達半個世紀的歸鄉夢，只用了半天就變成現實。余光中先生說：“‘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我對朋友這麼說過。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魂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后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母親最親、妻子最情，透過餘老先生詩的語言，我們看到了一個海外文化人的戀土、戀家、戀舊、戀故情結，看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和殷殷家國之情。
離開中國大陸，自然是“離心”，“心”即華人和中文的故土，這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而且更是歷史的和文化上的。古時候離開中原，也是一種“離心”。由於“離心”的緣故，產生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鄉愁文學”和“懷鄉文學”，炎黃子孫不管到了哪裡，無論距離“圓心”的行程有多遙遠，他的心總是懷念故鄉，難忘故土，鄉思鄉戀鄉情鄉愁綿延不絕。———余光中(載《文匯報》2002年9月5日)
戀土情結
戀土情結可以說是余光中詩文最鮮明的情感特徵。“戀土”就是眷念家園鄉土，在余光中的詩文中，他所眷念的主要是指生他養他的中國大陸故土。
正因為此，他在人們非常熟悉的散文《從母親到外遇》中把“大陸”比作“母親”：“我對朋友這麼說過。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后土。”魂牽夢縈的那一片后土，是生他養他的搖籃血地，也是他青少年生活過的故土家園。雖然他這一輩子走過很多地方，在臺灣、香港、歐洲、美國等地都生活過，但他最依戀的依然是祖國大陸，正是這一份對故土家園的深深眷戀，使他把大陸放在了“母親”的至尊位置上，而臺灣、香港、歐洲只能屈居“妻子”、“情人”、“外遇”之位，甚至“燒我成灰”，他也始終堅守這一點，他的戀土情結是多麼的根深蒂固!
不僅如此，即使到澳大利亞講學，身處坎貝拉冰風刺骨的冬天，正像孩兒思念母親一樣，他首先聯想到的也是中國大陸的冬天。在“北天”的“冷冷寂寂”之中，他感受到的是中國大陸朝南房屋的暖和，眺望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陸中原，尋尋覓覓的是象徵家園的北斗星、金牛星、天狼星，於是更感到他國異域的陌生和淒涼，更增添的是深深的鄉愁。在他那真實細膩的心靈獨白中，我們分明可以觸控到作家融血化骨的家國之情。
對戀土情結最徹底的演繹當數余光中的著名詩作《當我死時》：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從前，一箇中國的青年曾經，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直到死去，詩人依然選擇祖國大陸為自己“坦然睡去”的寬闊大床，希望自己葬在黃河和長江之間，這一淋漓盡致的抒發和表白，讓我們從心底深處感受到了余光中對故土家園貫穿生命始終的脈脈深情。
一瞬間，他幻覺自己就是舅舅，而站在風中稚髫飄飄的那個熱切的孩子，就是20多年前的自己。握著線，就像握住一端的少年時代。在心中他默禱說：“這隻鶴獻給你，舅舅，希望你在那一端能看見。”———余光中(摘自《焚鶴人》)
戀舊情結
余光中還在其詩文中傳達出一種深重的戀舊情結和懷舊情緒。對少年往事的念想，對傳統的生活方式的流連，對舊友故交的追尋、對民俗風物的眷戀，常常成為余光中散文表現的主要內容。如在《焚鶴人》中，他借一個爸爸和女兒們放風箏的故事，用與他的其他散文的調侃風格不同的抒情筆調敘寫了一段纏綿悱惻的少年往事。往事已逝，人去樓空，但那一段難以忘懷的童年記憶，那一縷深入骨髓的戀舊之情，不能不讓人咀嚼再三，回味悠長。
對傳統的生活方式的流連，也鮮明地折射出余光中的這種戀舊情結。如前所說，他對傳統的書信交流一直情有獨鍾，對現代化的通訊工具電話卻頗有微詞，這並非余光中拒絕現代生活方式，作為一個系統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現代人，當然不會如此偏執。只是他作為一個固守民族傳統的文化人，對這種具有濃厚傳統文化底蘊的古典交流方式有一種特別的懷舊情感。一個普普通通的通訊方式，在余光中的筆下具有這麼深厚的文化內涵，難怪他對此依依不捨引為“君子之風”，這其中所蘊涵的傳統文化的獨特力量已經是不言而喻了。
在《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一文中，余光中細膩有味地敘寫了對傳統火車的深厚感情。甚至“那輪軌交磨的聲音”已經“潛入了我的脈搏，與我的呼吸相通”?也許我們看過下面一段敘寫就可以明白所以：
香港的火車電氣化之後，大家坐在冷靜如冰箱的車廂裡，忽然又懷起古來，隱隱覺得從前的黑頭老火車，曳著煤煙而且重重嘆氣的那種，古拙剛愎之中仍不失可親的味道。在從前那種車上，總有小販穿梭於過道，叫賣齋食與“鳳爪”，更少不了的是報販。普通票的車廂裡，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雜雜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報，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雞爪，有的'閒閒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論國是，但旁邊的主婦並不理會，只顧得呵斥自己的孩子。
原來余光中所眷念的是通過“黑頭老火車”演繹出來的那種淳樸的、古拙的、人情味的傳統生活方式，正是這樣一種眷念，使他在當今“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的後電氣化時代裡，有了一種別樣的寄託和綿長的記憶，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老文化人對文化傳統和世俗情感的執著守望。
戀故情結
戀故情結也是余光中通過其詩文無意識透露出來的一種頑強的情感特徵。這裡的“戀故”指的是余光中對古典的文學傳統的推崇，對代表傳統文化精華的歷史人物和文學大師的尊仰，包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堅守。余光中說：“只要不放棄自己的文學傳統，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學生命，出現小島上的文學大師。”由此可以看出，余光中不僅呼喚要恪守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恪守“美麗的”中國語言文字，而且要不斷地傳承、擴充套件、延續“保存於華文文學作品之中”的“中華精神”。於是我們也明白了，為什麼余光中那麼執著地在他的詩文中傳達出一種中華傳統文化情結。曾經陪同余光中訪湘的評論家李元洛對這一點也有深刻的揭示，他說：“對華山夏水，對中國古典文學包括古典詩歌傳統，對中華民族及其悠久博大的歷史與文化，余光中數十年來無日或忘，懷有強烈而深沉的尊仰之情。”(李元洛《楚雲湘雨說詩蹤》，載《湖南文學》1999年第12期)由此可見余光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誠心和敬意。
余光中還在詩文中多次以中國古典文學家為題材來抒寫自己對古典文化的的尊仰之情和崇敬之心。其中寫得最多的是李白和屈原，如《與李白同遊高速公路》、《戲李白》、《尋李白》、《淡水河邊吊屈原》、《漂給屈原》、《競渡》等等。寫於1951年的《淡水河邊吊屈原》一詩，字裡行間充滿著對這位悲劇詩人的愛國氣節的傾心尊仰。也正是這種“驕傲”成了包括余光中在內的中國古今詩人心中永遠的牽掛和追求。李元洛說：“余光中有揮之不去結之不解的‘屈原情結’。”其實，這種“屈原情結”恰恰表現了余光中對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精神的執著守望和精心呵護，其良苦用心，以一種獨特的勢張揚了中國詩人永遠的驕傲!
戀家情結
戀家情結也是余光中傳統文化之魂的重要表現。在余光中的詩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非常重視天倫之樂，非常向往溫馨恬淡的家庭生活。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篇妙趣橫生的散文《假如我有九條命》。在這篇文章中，他更是大聲宣稱：“假如我有九條命，就好了。”除了七條命分別用於應付日常生活、做朋友、讀書、教書、寫作、旅行、過日子之外，他特別在第二段就昭示，有兩條命是用在對家庭的守護上：
一條命，有心留在臺北的老宅，陪伴父親和岳母。父親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好動的人，喜歡與鄉親契闊談宴，現在卻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裡，出不得門，只能追憶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懷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孫女。岳母也已過了八十，五年前斷腿至今，步履不再穩便，卻能勉力以蹣跚之身，照顧旁邊的朦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來，她便遷來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婦之家的瑣務，對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無絕人之路，我失去了母親，神卻再補我一個。
一條命，用來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職的丈夫，男人忙於外務，做這件事不過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卻是專職。女人填表，可以自稱“主婦”(housewife)，卻從未見過男人自稱“主夫”(househusband)。一個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這樣的神思應該細加體會，切勿視為當然。我覺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稱職一點，原因正是有個好太太。做母親的既然那麼能幹而又負責，做父親的也就樂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實行的是總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儼然的元首。四個女兒天各一方，負責通訊、打電話的是母親，做父親的總是在忙別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懷念著她們。
做人子、做人父、做人夫做到了這一份上，不能不讓人想起了傳統文化中“里仁”、“孝悌”、“治家”這些耳熟能詳的字眼;而對家的全心呵護到了須用兩條命去投入的程度，甚至捨不得讓女兒離家出嫁，即使女兒已經“天各一方”，還總在“心底默默懷念她們”，則更讓人對余光中這種傳統如昔的戀家情結有了更深的體悟。
除此之外，余光中還非常向往溫馨恬淡的家庭生活。為了維護這種平靜恬淡的家庭生活，他還希望用傳統的書信與外界聯絡，“把電話鈴關在門外”，因為“電話，真是現代生活的催魂鈴。電話線的天網恢恢，無遠弗屆，只要一線嫋嫋相牽，株連所及，我們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無已時。古典詩人常愛誇張杜鵑的鳴聲與猿啼之類，說得能催人老。於今猿鳥去人日遠，倒是格凜凜不絕於耳的電話鈴聲，把現代人給催老了。”“不要給我一聲鈴，給我一封信吧。”(《催魂鈴》)寫信與打電話，本來就象徵傳統與現代的較量，儘管在這種較量中，提倡寫信的一方似乎總有一種“螳臂當車”的無奈，但余光中那種呼喚書信迴歸的執著，那種維護家庭生活寧靜的煞費苦心，卻巧妙地透露出了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情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