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情況調查報告
在當下這個社會中，需要使用報告的情況越來越多，報告具有雙向溝通性的特點。一聽到寫報告就拖延症懶癌齊復發？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抑鬱症情況調查報告，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北京市婦產醫院和北京婦女保健所3日公佈的北京地區更年期婦女抑鬱症狀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調查的7232名40歲到65歲的絕經期女性有抑鬱症狀的佔3.65%。抑鬱症狀和各種更年期症狀、妊娠次數多少、絕經時間長短、與丈夫關係是否和睦及吸菸與否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抑鬱症狀的發生給更年期女性的生活、工作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嚴重者甚至可能出現自殺傾向，應該引起重視。
該項課題負責人、北京市婦產醫院主任醫師張淞文介紹，本次調查的6786個有效資料中有抑鬱症狀的為223例，發生率為3.65%，其中輕度抑鬱167例，中度抑鬱43例，重度抑鬱12例。對比結果顯示，北京城區婦女有抑鬱症狀的要明顯高於農村，55歲到65歲的女性比40歲到54歲組的抑鬱症狀發生率明顯升高。
調查發現和與丈夫關係親密的對照組相比，與丈夫相處不和睦的更年期女性與抑鬱症狀呈極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說明緊張的家庭氣氛對女性來說是較大的精神壓力，久而久之會讓她們出現抑鬱。
更年期抑鬱症早期多有更年期綜合症的表現，像失眠、易激動、眩暈、心悸、潮熱、出汗、乏力、頭痛、骨關節疼痛等更年期症狀的出現與抑鬱症狀成正相關關係，可能是因為更年期綜合症引起的各種軀體症狀困擾著更年期婦女的生活，使她們感到青春已逝，人在走下坡路而深感不安，所以才會逐漸發生抑鬱症狀。像軀體疾病比如骨折、高血壓等也會使更年期女性出現抑鬱傾向。另外，流產、早產的次數及絕經時間長短也會直接影響更年期婦女的抑鬱狀況。次數越多、絕經時間越長，抑鬱發生的可能性越大。主動和被動吸菸也和抑鬱症狀有關係，即吸菸者抑鬱發生的可能性要明顯大於不吸菸者。
7月，成千上萬的大學畢業生即將奮身投入新角色，在離別的喧鬧聲中，有這麼一群人站在角落一直沉默，這是高校中不斷增多的抑鬱症患者，他們正經受著常人難以理解的'痛苦、孤獨與隔離。寫完畢業論文，找份像樣的工作，對此刻的他來說，著實艱難。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在京一所著名重點大學有40人被確診為抑鬱症，約佔到學校心理諮詢中心訪問量的兩成。智識高、求勝心強的大學生，已然成為抑鬱症高發人群。
抑鬱症學生佔到諮詢中心來訪量的兩成
“你好，這裡是李家傑珍惜生命大學生心理熱線，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嗎”一段固定的開場白，電話接通的那一刻，聽筒那頭遲疑了好幾秒，緩緩地吐出：“你好，我想諮詢下抑鬱症相關的問題，已失眠3個月了……”當了三年接線的學生志願者小卿遇到這樣聲稱自己抑鬱症的來電者，依然會緊張到手心冒汗。
“李家傑珍惜生命大學生心理熱線”開通7年來，這條熱線共傾聽了全國各地近萬人次的聲音。熱線主任秦琳告訴記者每日線上的6小時會接到近三四個學生的電波求助。另一所在京著名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負責人章文(化名)則說：“據粗略統計，5年前，10個諮詢物件裡平均一兩個有抑鬱症，而現在則上升到3-4個。”
目前，北京的高校一般設有心理健康中心，主要負責心理排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課和諮詢等工作，學校還安排專職的心理教師，配備專門的諮詢中心。這裡，雖然不能像專業醫院做臨床診斷，卻是預防危機和篩查抑鬱的第一道“防線”。
在談起遭遇心理危機的大學生群體時，長期在大學心理諮詢一線工作的章文直言道：“他們中患有抑鬱症的佔比較高，去年中心約有1500人次的來訪量，抑鬱症佔到諮詢人數的兩成。經我們統計，全校共有40個學生確診為抑鬱症，算上實際患病卻沒來諮詢的，這個數字應該還會更高。”
這些學生來時往往先聊“最近學習壓力有點大”、“跟導師(朋友)如何如何”、“我失戀了”等瑣事，待完全放下戒備，他們才可能過渡到更深的話題：“總結差不多分四大類問題：學業、人際戀愛、家庭、人生意義追問。”關於學生的心理危機問題，每個學校的情況也不大一樣，不同型別的高校，面臨的問題並不相同。“藝術類大學偏重情感問題，而綜合性重點大學則偏重於學業。”
抑鬱症，作為一種心理疾病，從情緒、認知、動機和生理上都有明顯異常的反應，判斷是否得病通常在上述方面。“對生活失去興趣，無意義感，嚴重的，會出現自殺傾向。”章文記得曾接待一位歷經3年半心理輔導的女生，這女孩當時甚至記不住7個字以上的短句，“得了病，身心巨大痛苦，普通人往往難以理解，我們的流程是先詢問症狀，嚴重者建議轉診同時通知家屬或老師，不嚴重者就心理諮詢。”
“我不夠好”，是中心來訪學生們口中出現的高頻詞。有悖於“學習好心理就好”慣常想法，成績優秀的重點大學學生在抑鬱群體中已經佔有一定數量。他們對自我極其嚴苛，常流露出內疚和自責的情緒。“我接觸到的好多孩子都聰明懂事，求勝動機很強的。長久以來壓抑著自責或憤怒等情緒，這使得他們把攻擊指向自身。”
無法論文答辯不得不休學
畢業該說再見時，博士生三年級的小魚(化名)卻沒有出現在今年師門散夥飯局，她病了。在和抑鬱症搏鬥的漫漫長路上，小魚的論文答辯已然遙遙無期，畢業只能順延。她說這病沒有傷口，沒有流血。“抑鬱起來，不要逼我，千瘡百孔，四處漏風。”
小魚，就讀於北京海淀某知名大學的文科專業，一向寡言內向的她，卻在社交網路上異常活躍，幾乎天天更新。翻看小魚的微信朋友圈，一般不會察覺到她患上抑鬱症，並已5年之久。當在朋友圈吐槽成為一種公然“賣萌”方式，鮮有人注意到她偶爾敞開的孤獨和痛苦，今年新年，她曾寫下“要接納最好和最壞的自己”的句子。
從碩士確診為抑鬱症至今，她犯了三次病，兩次在國內，一次在國外交換期間。最近一次病發是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被論文和就業的雙重壓力所困擾，幾個月來她常失眠，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抑鬱再次來襲。“注意力下降，記不住東西，根本就寫不下去。吃過數十種抗抑鬱的藥，忍受過噁心無力、渾身痠痛的副作用，這些和抑鬱本身的症狀混在一起，生不如死。”
當被問起什麼原因得上抑鬱時，小魚有些茫然，“要知道生病的具體理由，我就不會抑鬱了，它就像感冒一樣，一不小心就上身了。”碩士二年級她出現整夜失眠，恐慌之中她不斷逼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睡眠紊亂，學習隨之癱瘓，“當初就連煮個餃子煮粘鍋，我都要進行深刻的自我批判，然後上升到自我懷疑，‘你現在連個餃子都煮不好啦!’”幾經好友的催促，她才來到學校心理諮詢中心，接受幾次輔導後，心理老師建議她去北醫六院看看，很快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本科就讀於計算機專業的張騰(化名)確診抑鬱症的過程要比小魚更曲折和漫長，直到大四上學期他才在抑鬱症前真正“倒下”，休學回家。“進校時不喜歡我的大學和專業，有心理落差，加上當時談了異地戀的女友，非常迷茫，走不出那悲傷情緒。我開始找各種書看和測試，恍然察覺抑鬱了，一開始我和父母誰也不相信，等到快不行時，病到不得不休學。”記者採訪的多個抑鬱大學生的病例，大多數都有過“人前堅強，人後沮喪”惡性迴圈的掙扎，他們罹患上的是隱匿型抑鬱症。
“病恥感”讓在校生得病不易被察覺
曾是抑鬱症重度患者的張騰坦承他接觸過的不少同齡病友，他們在初期時往往不願示人。公開統計顯示，我國每年自殺死亡的人數至少是13萬，而其中40%的自殺死亡者在自殺時患有抑鬱症。
隨機採訪的學生普遍覺得抑鬱症並不遙遠，但對其基本知識和診療卻不甚了了，多數者對其的理解源於此前媒體的報道。北京回龍觀醫院院長楊甫德在去年末一次採訪談到當前中國抑鬱症患者數量超過2600萬。從北京市綜合醫院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資料中看：近10%的患者有抑鬱，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過專科診治。
由於心理問題有很大的隱藏性，如果當事人迴避，老師們也難以發現，高校對抑鬱症學生的前期篩查難度可見一斑。面對這些困境，章文和秦琳都笑道，“來找我們的孩子都不太可能走極端。”她們覺得當務之急依然是“脫敏”，讓學生和家長正視心理疾病，而非妖魔化抑鬱症。“校園裡患抑鬱症的學生人數在逐年增多，但是有些同學甚至父母都會有病恥感，刻意避免交流，有的孩子到了重度，甚至拒絕看醫生。”
碩博士抑鬱已呈現升高趨勢
北京高校心理素質教育研究會名譽會長藺桂瑞教授這些年來一直在進行“大學生心理危機群體”的調查研究。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她發現這些大學生抑鬱症群體都有一些共性，例如：擁有不良家庭關係或親子關係的學生佔比較高;研究生數量目前雖然佔比不高，但已呈現出升高趨勢。
相較於本科生，與小魚相同遭遇的碩博士們，面臨著更多經濟、學術或家庭的多重問題，他們承受的壓力更大更復雜。章文回憶曾危機干預過一位男博士，當時這位博士1個月不洗澡。“讀博6年卻無法畢業。誘因就是論文和導師的衝擊，他最終只能休學。”
小魚的同學談起她時，讚賞和羨慕著她的才華和勤奮，但覺得這姑娘逼自己太狠了，國外一年，小魚曾在病中強撐翻譯完一本600頁的英文著作。小魚導師很體諒弟子，勸小魚不要心急，一切聽醫生的安排。小魚說，“我生病，他雖然嘴上不說，但我知道他跟父母的心情是一樣的。如果辛辛苦苦培養的學生出了問題，這對導師內心打擊也會非常大。”
現行的大學管理體制，高校的心理教育對於研究生群體的覆蓋率遠不及本科生。針對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關注度不夠的話題，一位不具姓名的高校心理諮詢老師對此解釋：“這種情況有一定客觀原因，包含著高校機構設定的因素。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中心歸屬於高校的學工部，而學工部往往負責本科生的相關問題，對於研究生方面的工作屬於協助性質。”
部分用人單位會做入職心理測試
除了病恥感，隨機採訪的多名高校學生還提到不想去心理諮詢的另一個隱情：“如果我這的心理出了問題，會不會讓周圍很多人知道，是否影響我未來的就業呢?”章文和秦琳的回答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學生們的顧慮，因為打心理熱線和心理諮詢絕對不會進入學生的個人檔案。
“為他們保密，是我們的職業要求。除非這學生的情況已經很嚴重，有極端行為傾向，到那時，我們肯定會通知學校的輔導員以及家長。就這一點，我們會在諮詢前跟來訪者講明的，徵得同意，我們才開始我們的工作。”
記者注意到，心理健康問題也日益受到了校園外用人單位的關注，入職心理測試也時髦起來。畢業生趙文(化名)今年春招時通過了一家事業單位的筆試與面試，體檢環節時，單位要求她除了身體檢查外還需去醫院接受心理評估測試。在醫院，趙文遇到了幾個和她一樣需要做心理健康評估測試的求職者，他們被要求填寫一份心理測試題。這些題目涉及心理健康現狀、個性特徵、婚姻家庭、學業等與心理健康密切相關的內容。
趙文事後才知道醫生會根據問卷作出初步結論，判斷被測試者目前的心理健康狀況，推測測試者身體、工作、生活、家庭、學習等多個方面存在的問題。“這份問卷作答的真實性，有誰能保證?如果有人因為一份心理調查評估一直找不到工作，這算不算一種歧視和不公平?”
一位資深的心理評估專家表示，在入職時是否要心理測試，用人單位往往不同於求職者的態度，“48%的單位領導人認為招聘時應聘者的心理健康比技能更重要。即使應聘者能力很強，如果心理方面存在問題，單位就會放棄。”但他承認確實有很多單位請他們為新入職者做心理健康評估，其中較多的是教育、醫療、安全等單位，不乏因心理測試不過關被拒絕的求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