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形象的《邊城》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排名第二位，僅次於魯迅的《吶喊》。下面是我們為大家帶來牧歌形象的《邊城》，歡迎大家閱讀。

　　牧歌形象的《邊城》

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體現出非常特別的個體性。從一個不知道怎麼使用標點的文學青年成長為一個卓越的文學巨匠，再成為一個出色的文物研究家。沈從文可以算得上一個天才。在沈從文創作的眾多文學文字中，最為人們稱道的是寫於1934年的《邊城》。

作為沈從文的一部傑作，它的藝術魅力在於鞏固、發展和深化了鄉土抒情模式。小說所表現的田園牧歌形象建構了一個非同一般的中國形象。

牧歌(pastoral)本是一個取自西方的文學術語，說的淺顯一點就是淳樸自然的鄉村生活的文學評論語言描述。但牧歌又不限於文學作品的某個特定方面，它綜合了文體、風格、氛圍、結構、題材等多種藝術成分，具有整體性、瀰漫性的特點。在沈從文創作的《邊城》中，作為自然的理想化表述的茶峒山城，表現出與紛雜的城市不一樣的抒情傾向和品格。因此《邊城》被冠以“牧歌”的機會特別多。如劉西渭的《<邊城>輿<八駿圖>》一文中說：《邊城》是“一部idyllic傑作”。汪偉的《讀<邊城>》提到《邊城》有“牧歌風”和“牧歌情調”，“《邊城》整個調子頗類牧歌”。夏志清讚賞沈從文的《邊城》是“可以稱為牧歌型的”，有“田園氣息”的代表作品。楊義說沈從文“小說的牧歌情調不僅如廢名之具有陶淵明式的閒適沖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悽豔幽渺”，是真正的“返樸歸真”。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牧歌不是孤立的個案。牧歌與田園小說有天然的親緣關係，故其抒情特質在田園小說中表現最為突出，我們可以在廢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證這一點。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現代文學史，也能在何其芳、李廣田、林庚、蘆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這條線索。牧歌代表著對鄉土和家園的守望;由於中國作為後發國家的特性，在優秀的作家那裡，這種鄉土抒情形式也蘊涵了對民族身份的追尋，對民族形象的詩性想象。

《邊城》的確處處充溢著牧歌氣息。象牧歌的歷史所揭示的那樣，構築樂園的衝動在這部小說中也十分強烈。樂園被安置在歷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辭》，並享有桃花源盛譽的湘西。樂園的內在品質更是豐滿而獨特。沈從文聲稱，他要在《邊城》中表現“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的樂園構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際關係，茶峒社會與習俗、甚至自然環境等各個層面。情形正如批評家劉西渭所說：“這些可愛的人物，各自有一個厚道然而簡單的靈魂，生息在田野晨陽的空氣。他們心口相應，行為思想一致。他們是壯實的，衝動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掙扎而且克服了私慾的情感。對於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心力全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

《邊城》作為牧歌形象，主要表現在沈從文對邊城中人與自然的詩性的濃彩豔抹。這種詩性與世俗、功利、務實相對，代表著人生的兩個方面，也代表著社會的兩種價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態、固執、遼闊和天真在許多細節上展露無遺。芥微小事，老人的反應亦莊嚴凝重，二者形成強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詩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雲”，為人聰明而富於感情，“有詩人氣質”，含情脈脈的“注視”和“微笑”是他獨特的求愛韻致。沈從文在《邊城》中還表現了描畫自然風景的高超技巧。二老為翠翠唱歌，歌聲將翠翠從睡夢託浮起來，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個夏日夜晚，濃情與美景交織，浪漫而有詩趣。有評論家從《邊城》人物、山水、意象關係著眼，把《邊城》比作一幅水墨畫，實在是深得它的氣韻和精神。

牧歌的背後是一哀歌。《邊城》是瀰漫著憂傷的氣氛。在現實層面，有詩意愛情與勢利婚姻的衝突;翠翠父母愛情悲劇的啟悟與暗示，以及人物關係上的難以溝通和誤會，則提示了命運在發揮作用;在象徵層面，《邊城》的總體圖式與桃花源意象和《聖經》中大洪水意象不謀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義。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為必然，結果正如劉西渭所說：“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惟其良善，我們才更易於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於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裡的。”

樂園和輓歌圖式指示著牧歌的基本框架，而鄉土和傳統的有機融合，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縱深。《邊城》不僅充分展示了地方獨特的風俗，如龍舟競渡、對歌、儺辭等;另一方面，個體的一次性行為，沈從文總喜歡用“照例”、“常常”等副詞使單數敘事變成複數敘事，從而對具體的人事、行動、情節等作物景化、概括化處理。前者是對鄉土的實際形態的具體描述，後者發揮的則是還原作用，即把個體歸到類，再把類融人土地。經驗與人事通過這樣的抽象，從流動時間的沖刷侵蝕中解脫出來，堆積成習慣、風俗、文化，實現了永恆。這就是沈從文確立的“常”，也是邊城的鄉土之本質所在。牧歌就滋生在這樣的土壤裡。

《邊城》是這一新文體的顛峰之作，熟練地運用這一文體進行敘事，沈從文完成了他的心願：把《邊城》寫成一首“純粹的詩”。有人說《邊城》的文體是抒情散文，有人稱之為抒情小說，也有人說它是牧歌體。冠之以什麼樣的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沈從文的新文體告訴了我們，在穿越世界的混沌之海時，還有這樣的一條路徑去展開個體的生命修辭。

文體的創新要求創作者的高度修辭自覺，文學家可以如同科學實踐一般，通過無限地化約從現象世界中不斷地提取人類的知識規則，但世界的混沌性卻總有讓我們不確定、不能認知、不能化約的地方，相對於自然、社會的生態之海，無論我們已經成功地化約了多麼繁複的自然社會現象，它仍然僅僅是一點一線的蹤跡。我們面對的，永遠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混沌世界。《邊城》的牧歌文體是高度化約後的抽象抒情，化約使抽象成為可能，而要表達這種抽象的詩意最適用的修辭策略就是象徵和隱喻了。沈從文要將他對這混沌世界的感悟形之於筆，去作抽象的抒情，不僅需要高度的化約進行這世界的確定性描述，更需要運用隱喻和象徵對混沌的自然社會進行多義的、不確定的甚至是歧義的形象學表述。現代性、現代主義的核心邏輯是在理性主義的旗幟下對自然社會的各個領域展開化約修辭，它相信世界是可以被認知的，人類不斷擴大自己的認知框架，總結出自然社會的規律，將不確定性不斷地圍剿、驅逐。而後現代主義則宣稱這一理性認識的虛妄，以混沌世界的不確定性捍衛存在的多樣性、無中心化。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絕無可能僅僅由高度的化約建立起來，沒有不確定性的加入，只能受到歷史的嘲弄。

《邊城》同樣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沈從文聲稱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這人性其實深深地打著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標誌是他在《邊城》中表現人物的倫理意識和倫理情感，並從現實關係的層面上評價：如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都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灑脫、遼闊的一面，以及邊城山水、習俗、人物中浸潤的詩性，則見出道家思想的影響。傳統文化的影響也顯現在《邊城》審美情趣上，如對性愛的態度。兩性相愛以婚姻和家庭生活為最後的歸宿，感情和行為優雅、剋制，深合“發乎情，止乎禮儀”的古訓。如作品的風格，精巧、雅緻、敦厚，如作品的語言，凝練、清寂、簡約，都深得古典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