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詩歌的人文情懷是什麼
柳宗元的詩歌在整個唐王朝詩人中存量較少，但在其為數不多的詩歌當中，山水詩歌是比較突出的。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世稱柳河東;晚年貶任柳州，故又稱柳柳州。柳宗元出身顯赫，其河東柳氏在北朝時就是著名的門閥士族，而到了唐朝，作為“關隴集團”的柳氏依然在新王朝裡取得顯赫的地位。然而武氏專權，柳氏一族在激烈的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中逐漸式微。“人鹹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朝，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尤不能興。”但即便如此，對於青年時便有“輔時及物”志向的柳宗元來說，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積極的入世觀將之推往政治革新的前沿，並很快地付諸行動，這可以體現在王叔文的“永貞革新”運動中。然而不幸的是，“永貞革新”僅僅只持續了一年，就以失敗而告終。短暫的順利過後帶來的是十數年的流放貶謫，柳宗元仕途的蹇困也為他日後的詩文創作埋下了伏筆。“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者，特為酸楚。”此後的十幾年裡，宦海沉浮不斷，直至其病逝，可以說永貞革新是其一生重要的轉折點。然而，其絕大多數膾炙人口的詩歌皆創作於貶謫之後。柳詩現存138題，共164首，其中山水詩近47首。柳宗元的詩歌創作主要分為永州和柳州兩個時期，其山水詩也主要創作於這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山水詩在形式上是從五言到七言，以古體為主到以近體為主，從意象上是從清秀澄明到奇崛險怪，從情感上是從憂傷到絕望，由此也就構成柳宗元山水詩的演變軌跡。這些山水詩，由於創作的時間不同，作者的心態不一，因而在表現上也就有了明顯的差別，而這種差別，也正體現出柳宗元永州到柳州的心路歷程的變化。雖然數量不多，但卻足夠在元和詩壇乃至整個中國詩歌史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傳遠。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
一、宦海沉浮下的心靈知音
柳宗元的詩歌多創作於永州時期和柳州時期。在該時期創作的山水詩歌不乏精品，在藝術創作上有著恬淡從容之美。“柳先生詩，其�_澹處似陶，而蒼秀處則兼乎謝，至其憂思鬱結，纖徐悽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騷之遺。”[4]永州時期是柳宗元遭遇貶謫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他將情感投注于山水田園，以山水記遊、詠歌抒懷的方式將滿腹的哀怨愁苦發洩出來，與此同時他又往往引屈原楚騷來感慨其身世遭遇，正如《遊南亭夜還敘七十韻》裡所說的：“投跡山水處，放情詠離騷。”類似的詩歌在其為數不多的山水詩中並不少見，正如前人所言：“柳州哀怨，騷人之苗裔，幽峭處亦近是。”[5]從中可見其對自己遭遇不順的仕途，前途多舛的命運的不服與抗爭。柳宗元少年得志，21歲時便進士及第，貞元十二年時中博學巨集詞科，兩年後便進入集賢殿工作。此後仕途一帆風順，在33歲的時候便被提升為禮部員外郎。在人生的前三十年中，他無疑是宦途順達的，假設沒有參與王叔文的改革，那麼他的仕途可以依舊這樣順利下去。然而他畢竟是一個文人，文人自古以來無不夢想著參政議政，意欲以一己之力在朝堂上翻雲覆雨，成就一番事業。年少得意的柳宗元也正是抱著這樣的心態與自己的好友劉禹錫一起加入了王叔文的革新運動。然而，他是一個成熟的文人，卻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永貞革新的必然失敗連帶著政敵的無情打擊使之被貶到永州，此後十多年間，偏居於遠離朝堂的永州甚至更遠的柳州，其政治抱負也在這漫長的貶謫生涯中被逐漸消磨。而在貶謫期間，不僅遭遇肉體的折磨，而且也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新唐書・柳宗元傳》雲：“既竄逐，地又荒癧，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6]由於遭到放逐，致使滿腔怨愁無處可釋，惟自放於明山秀水中，謳歌山水，方能遣情排序，於是便有了如《溪居》、《永州八記》等以山水著稱的詩文。在其為數不多的山水詩中，表達了這樣的幾個主題：寄託政治失意;抒發孤傲情懷;表達思鄉情切;以閒情逸致擺脫現實困境等。這些主題構成了柳宗元筆下的山水詩。其中，寄託政治失意的有《感遇二首》、《冉溪》、《溪居》、《構法華寺西亭》、《湖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等;抒發孤傲情懷的則有《江雪》、《漁翁》《夏初雨後尋愚溪》、《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等篇;表達思鄉情切的則有《南澗中題》、《構法華寺西亭》、《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零陵早春》、《登柳州峨山》等;至於書寫閒情聊解失意的則有《夏夜苦熱登西樓》、《夏書偶作》、《法華寺西亭夜飲》、《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等諸篇。這些作品以其強烈的思想感情而成為柳氏山水詩中的代表作。他的山水詩可分為兩類，“部分作品模山範水，猶如明鏡映物，刻畫山容水貌，摹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更多的作品則情景相生，往往在描繪山水的同時，由外在世界而轉入內心探尋，或披露鬱結之悲憤，或抒洩思鄉之愁苦。”[7]而蘇軾更是認為其“發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8]並與陶淵明相提並論，“所貴乎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是也。”[9]由此可見，柳宗元的山水詩是在遭遇貶謫的情況下寫就的，江山不幸詩家幸，正是特殊的人生遭遇造就了其獨特的詩才，歷史上的許多文人無不如此。這些人做做詩，寫寫文章，應該是最好的選擇，然而搞起政治來無一不慘敗。或許，正是要經歷這番苦痛才能成就詩文的大名。
二、縱情恣意下的遺世幽憤
柳宗元的山水詩中，不乏有模山範水的優美詩作。他通過描山刻水來排解閒情，暫紓苦悶。代表作品有《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該詩寫於元和元年夏，構法華寺西亭後作，是柳宗元到永州之後最早的紀遊詩之一。該詩名為三十韻，共四十四句。篇幅較長，內容豐富，已明顯地表現出其紀遊詩的獨特風格和成就。首句“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點明遊覽的原因，既是為了抒發幽悶，也是為了放曠心志，同時還點明瞭季節。在秋高氣爽之際登山遊勝，並有堂弟結伴同行(“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更兼雲雨初霽，草木尤長，名山旦夕可仰，詩人心情甚是愉悅。其下十六句寫景，始終突出幽僻和高峻的特點。幽僻既是寫實，同時也是詩人被貶蠻荒之地悲慼之感的寫照。高峻則略帶誇張，一方面為寬闊胸襟視野，超脫煩惱打下基礎，另一方面也象徵著本人的孤傲清高。再接下來的二十四句，是觀景而生的感發。“鑑爾揖古風，終焉乃武黨”該句借用曾子的典故，來表達其內心的真正想法。曾皙“鏗爾，舍瑟而作”，向孔子表達自己嚮往悠閒自在的生活，這令孔子喟嘆也讓詩人追慕。詩人登高遙望，心緒自然寬闊高遠，對世界的變幻和巨集遠有了較深的感悟，對人生的價值也有了堅定的信念。因而拋開俗世名利，真正體會到放情于山水對陶冶性情的意義。而最後的十六句則寫天晚留宿時的所見所感。由天晚引發綿綿的鄉思和前途漫漫的愁緒，又歸生出皈依佛理之意，尋求解脫。可見，柳宗元的山水詩，始終以遭貶的悲憤沉鬱貫穿全詩的基調，即使始以愉悅和賞心悅目的美景來沖淡它，但那縷幽寂苦悶如影隨形，故或發超脫之議，或生思鄉之愁，或抒鬱壘之怨，或表孤傲之心性，皆寫得縱橫陴闔，跌宕起伏，但總是圍繞著貶謫的悲憤而發。柳宗元的許多山水詩皆是如此。表面上看超脫達觀，而最後落筆處總難掩其幽清孤寂。茅坤以為：“柳宗元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10]這算是一語道出了柳宗元山水詩的實質。柳宗元因對現實的遭遇不滿書憤，反而與山水結下了不解之緣。遭遇貶謫，使其心中充滿悲憤憂怨：“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抗爭不屈的個性使其孤傲兀立於世間：“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與屈原的同病相憐發於詩中：“投跡山水處，放情詠離騷”;而山水的慰藉又使其心情閒適恬淡：“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在諸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柳宗元的山水詩就具備了其獨特的藝術特色。“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柳宗元效法大榭所作的一些五古山水詩，(如這首五言長詩)在寫景當中，處處透露出精雕細刻的一面，併力求在模山範水的同時，消除政治挫折的塊壘，故其風格亦如謝詩般精深典奧。但謝詩專於記遊，往往失之繁蕪，有傷天然;而柳詩則重於抒情，簡淡高逸。王達津先生認為：“他的山水詩深遠峭拔處倒似大榭。而藝術造詣最高的山水詩，也未能忘卻政治。清澄深遠中含有峭拔，簡古澹泊中深蘊著憂憤。”然而柳宗元山水詩的藝術魅力並不僅僅在於雕刻山水，抒發“幽人獨往來”的孤寂情懷，而更是通過將人這一主體投置在悠悠天地，茫茫山水中，藉以抒其曠古哲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他所塑造的漁翁這一形象。
三、人與自然相互觀照下的入世情懷
在柳宗元為數不多的山水詩中，純粹描摹山水強半，而借用山水來刻畫人物形象的卻極少。然而儘管量少，卻是柳州詩歌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漁翁這一形象，這在柳州山水詩《江雪》、《漁翁》中可以體現出來。然而二者又有所不同。《江雪》中所塑造的是在冰天雪地中孤獨垂釣的漁翁，而《漁翁》當中所塑造的儘管也是徜徉山水間的一漁翁，但心境卻與前者有所不同。《江雪》是“清極，峭極，傲然獨往”[13]中體現“天懷之淡定，風趣之靜峭”[14];而《漁翁》則是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一過客。二者的相似點在於，通過刻畫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表現了詩人的倔強向上，不屈不饒，積極的入世觀。《江雪》中那“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與世隔絕的惡劣環境，和在這般凜冽的環境下猶然垂釣的漁翁，其旨意不言而喻。與張志和《漁歌子》中所描繪的漁翁又不可同日而語：“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15]柳宗元自被貶至永州，寫下了大量的遊記和詩文，著名的《永州八記》以及《江雪》、《漁翁》都在這一時期寫就，可以說，永州時期是其創作的高峰期。這一時期的柳宗元，放情于山水之際，企圖以山水來驅散內心的鬱郁不得志。他在詩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貶後沉重壓抑的心緒，如在《與楊誨之第二書》中，他寫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餘為�J人，居是州，恆惴慄，其�K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可見他並非以一顆平靜恬淡的心徜徉於山水之間，而是強求寬解，以圖尋得慰藉，甚至他在貶謫期間所寫下的佛理詩，亦不過是排遣心境的一種方式而已。“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16]，故通過漁翁形象來闡釋其內心世界，則顯得必不可少。山水作為一種心靈的媒介，漁翁作為詩人的代言人，二者在相互作用，相互觀照，詩人透過山水來言說其心志。
以《漁翁》為例。《漁翁》中的前四句純粹寫景，闡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末尾兩句則歷來眾說紛紜。蘇東坡甚愛柳宗元的詩，在其遭遇貶謫流放時，身側常放著的惟柳宗元的詩文。也因此他在其文集中多加評論，讚賞，而對於《漁翁》末兩句的取捨也是歷來評論柳詩的一樁公案。東坡認為：“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17]然而清人孫月峰則以為“後兩句尤妙，意竭中復出餘波，含景無窮。”[18]從詩歌鑑賞的角度來說，各家見仁見智，無可厚非，然而，結合柳宗元的經歷和心境，則後兩句是斷不能捨。“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該句乍看與前四句無關，然而聯絡柳氏的生平事蹟，則可從片言只句中看出端倪來。詩人所刻畫的漁翁，並不僅僅是類似檻外人的存在，也不單單只是詮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而是同《江雪》一樣，幽幽地表達出了其用世的渴望和積極入世的想法。政治失意的悲憤與重返朝堂的渴望總是貫穿於柳詩當中，故柳宗元的山水詩已不僅僅是純粹的山水詩，而是需要深入去挖掘其潛藏在文字背後的.內涵。正如在《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溪居》等詩中表現的那樣，其思想的複雜性往往成為研究其山水詩的重要線索。不論是《江雪》、《漁翁》中所展示的山水與人的相處也好，還是透過漁翁這一代言人所傳達的入世觀也罷，外在的事物往往作為他者而成為人的審美物件，而人往往藉助外在的事物作為媒介來溝通作品與讀者。研究一位作家的生平遭際與其作品並無必然的聯絡，但卻必然有聯絡，孟子所謂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往往在此起了莫大的作用。另外，柳宗元的入世觀與出世觀的衝突往往在詩歌中可以表現出來，山水的存在往往為思想的左右衝突做鋪墊。柳詩當中不乏摻有表達禪理的詩歌。《巽公院五詠・禪堂》、《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巽公院五詠・淨土堂》等，這些詩歌往往表達出了皈依佛門、與世無爭的執念。柳子厚被貶謫永州十多年，而唯一一次的召回京都，卻是被貶到了更遠的柳州。其一生仕途的坎坷，著實令人嘆息，正如蘇東坡在《和子由澠池懷舊》中所說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蘇東坡引柳宗元為前輩知己，正是對二者身世遭遇的相互垂憐。故方其被貶謫到黃州的時候，身上隨身攜帶的惟柳宗元的詩文集以及陶淵明的詩歌。蘇軾對二者的激賞，既是自況身世遭遇，亦是對二者作品的欣賞。柳宗元以其極少量的詩歌盤踞詩壇千年，究其根源在於其詩中濃厚的人文情懷和積極的入世觀。他的人文情懷在於通過對山水的描刻，賦予了人文的意識;而人物形象在其中的作用，便是將人文情懷轉化為山水妙觀。不論是遺世獨立的憂憤也好，或是皈依佛門的空想也罷，亦或是遊山玩水的閒逸，都只為了有朝一日重返朝堂，實現其經世濟國的理想抱負。然而現實的弔詭往往在於，它成就了一位名人，卻不是在他所渴望的領域，而卻是他所意想不到的地方。儘管“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但柳宗元的詩和文依舊使其享譽千年。
四、結語
柳宗元及其山水詩往往是歷來文人墨客以及學術界百家爭鳴的物件。除了柳氏為數不多的詩歌之外，他的散文著作甚豐，並躋身於唐宋八大家的行列。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遠比詩歌要來得出色，然而他的山水詩卻千古流芳，為後人傳誦不止，可見詩文同榮，柳氏概不遺恨。他的“以文為詩”是其詩歌的一大特色，然文中所涉及的山水詩恰恰不在此列，這也是其山水詩能保持恆久魅力的重要原因。歷來文人對此十分推崇，姚瑩《論詩絕句》雲：“史潔騷幽並有神，柳州高詠絕嶙峋”，贊柳詩兼有《史記》之潔，《離騷》之幽，嶙峋不凡，正有以見宗元之人品，同屈原、司馬遷有一脈相通之處。而柳宗元的魅力又不僅僅在於此。在現實與理想的交鋒中，在出世與入世的龜踔校在儒與釋的統合下，將所思所想以優美超脫又極富睿哲高妙的筆墨注于山水間，這才成就了他日後的文學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