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穹頂之下》有感：我為什麼留在了英國

2015年2月的最後一天、兩會召開前夕，沉寂了一年之久的柴靜，攜紀錄片《穹頂之下》迅速刷屏朋友圈。從央視離職後的柴靜，現在的身份已被定義為“自媒體”、“公民記者”，這場因名人效應引發的大眾對霧霾的集體重新關注，被描述為自媒體力量的興起、與主流媒體完美合作的示範。

不對，“大眾對霧霾的集體重新關注”不如換成“大眾對柴靜及其紀錄片的讚譽或質疑”這種表述更為準確。幾乎一夜之間，頭天對柴靜自費百萬拍攝霧霾紀錄片的驚歎關注，全部被淹沒在網上鋪天蓋地的質疑、詆譭、甚至人身攻擊、個人喜好裡。視訊出來的當天晚上我完整地看了一遍，從新聞由頭、事實呈現、追溯原因，到多方剖析、經驗借鑑、行動建議，加上柴靜條理清晰、思維連貫、語速得當、字字珠璣的演講串聯，這個紀錄片的專業性可謂毋庸置疑。

我看完的當下就有衝動想寫點什麼。但當今天一早醒來，由於中英時差國內已經是罵聲一片，負責任的還找找資料、事實表述漏洞;不負責任的純粹人身攻擊、討厭柴靜、low逼、資深菸民、高齡產婦等等私人八卦……當然積極的一面我們看到，因柴靜的名人效應、公益行動帶來了有關大氣環境科普、環保意識覺醒、政府部門問責的一次極好的機會，公眾合理質疑、多角度討論，即使有不同的聲音也是正常的、值得鼓勵的，借兩會召開之機，也能順勢倒逼政府部門拿出環保機制整改行動魄力。但國內輿論環境的一貫傳承還沒有形成能夠包容理性爭論的氛圍氣度，常常剎車失靈演變成非黑即白、謾罵攻擊。在這種輿論口水戰中，我習慣性地後退，多說也無益。

想起了八年多前我與柴靜的一面之緣。當時其與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組到清華分享欄目背後的故事，我們新聞系的全班同學受邀聆聽演講。柴靜當時已經成名，簡單的T恤、牛仔褲。演講完畢對她的印象是：口才了得、滿腹詩書、隨口引經據典、面部表情淡漠。當時還有同行的某省臺隨機找了我們其中幾位同學進行採訪，當時我被問到的問題是：你覺得新聞記者最重要具備的素質是什麼?記得我回答了三個詞：熱情、敏感、責任。

因為曾身處與柴靜一樣的職業背景，所以深知作為一名致力於追尋、記錄、報道事實真相的記者，常常會遭遇關注家國天下的責任感，與改變不了現實的無力感之間的衝撞、碰擊、鬥爭。記者的職責不是改變，而是督促改變。這種改變的`困難和阻力卻是常人難以想象——《穹頂之下》號召環保體制的變革、政府部門的作為、你我行為習慣的改變，這種督促遠未見效之前首先得到了大眾對其行為動機、利益集團背景、私人八卦的陰謀論的詆譭，可想而知前方還有多少重重阻力。

我不是柴靜的粉絲。她歪著頭向對面的嘉賓咄咄逼人時，我擔心她活得太沉重。這幾年好了一些，臉上多了很多笑容——《穹頂之下》的演講我們就可以看到。但無論如何，這個片子激發了我對霧霾的重新審視。

剛來英國留學時，我曾有整整八個月的時間沒有回國。飛機落地北京首都機場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雀躍極了。當我進了航站樓走向安檢臺的時候——我深深地記得那個畫面——T3航站樓裡可以用“塵土飛揚”來形容，空氣裡滿滿的黃土顏色和灰塵的味道，我下意識地捂住口鼻。這座我曾經非常熟悉的城市，因八個月的離開，帶給我鼻子、呼吸道強烈的不適應感——也許因為在英國習慣了那裡的藍天白雲。

英國是一個多雨的國家。我們都知道，在國內開車的人最害怕洗車後的第二天下雨——車白洗了，雨一淋全是花花的泥點子。在英國，尤其是住house的居民，習慣將車停在路邊或露天院子裡。當然這邊很少暴雨，而平日裡的淅瀝小雨，是根本不用擔心車子弄髒的。很多英國人在下小雨的時候，甚至選擇不打傘從容在街上行走，而不必擔心雨水髒了衣服。如果你住在倫敦市中心，比如金絲雀碼頭的某棟高樓裡，平時天晴的時候，你完全可以遠眺到15英里外的希思羅機場——據說曾經的北京，也能在後海銀錠橋遠眺到西山。

三個月前我因工作需要回國出差，一名曾在英國留學的男士，帶著妻子和剛出生幾個月大的寶寶過來諮詢移民英國的事宜。他從英國畢業回來北京，創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且發展相當不錯，但他現在，執意重回英國。“尤其結婚生了孩子之後，很多時候想帶寶寶出門遛個彎兒，但空氣實在太差勁了，常常霧霾，就不敢帶孩子出去了。”他對我說：“為了孩子的成長，看來我必須得帶他們重回英國”。

柴靜拍《穹頂之下》也提到了自己的女兒。她在片子裡並未將女兒未出世患腫瘤與霧霾之間證明為因果關係，但是由於關心女兒的健康問題而開始與霧霾死磕，從母親的立場來看，是十分能夠被理解的。食品安全、大氣汙染、成長環境等等這些在國內不能被忽視的問題，對於我這個還沒當媽的人來說，已經為將來的孩子考慮到了，更何況成千上萬的母親呢!必須承認，這也是我選擇留在英國的原因之一。

倫敦也曾為“霧都”。柴靜在片子裡特意來到倫敦尋訪治理霧都的經驗。我們都知道1952年12月5號那場著名的倫敦大煙霧事件，冷空氣橫跨英吉利海峽，覆蓋整個泰晤士河谷，把煤煙控制在雲層之下，造成一萬兩千多人因此死亡。那時英國政府在二戰之後大力發展煤炭工業、振興經濟，高品質的煤炭全部用於出口，普通英國老百姓使用的大多是劣質煤炭，再加上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工廠、煙囪林立，已經排了幾十年的工業廢氣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大煙霧事件。1953年英國政府終於決定成立“空氣汙染委員會”，之後通過《清潔空氣議案》、修改為《清潔空氣法案》。在1960年至1970年治理空氣的十年間，英國的空氣清潔狀況有了質的改觀，同時讓人驚訝的是，由於清潔能源和新興行業的替代，英國的GDP在這十年間同時也增長了一倍。

倫敦的巴特西電站，四根103米高的煙囪，曾經是英國工業革命巔峰時期的象徵。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建成後，曾每星期燒煤一萬噸，維持倫敦五分之一的電力供應。而自1982年“退役”以來，巴特西電站已經成為了英國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符號，2012年倫敦奧運會閉幕演出時，也曾作為倫敦的六個建築形象代表之一，出現在舞臺。現在，圍繞著四根菸囪，巴特西商住綜合開發專案成為了倫敦市最大的開發專案——其代理機構仲量聯行透露，當巴特西首期住宅專案推出時，一週內即售出75%，重新整理英國賣房記錄。目前新建的三期專案，在去年10月底甫一推出，也延續了瘋狂搶購態勢。英國人對於“空氣汙染”是心有餘悸的，但在舊城改造時，這四根菸囪是明令禁止拆除的受保護物件——它們將一直矗立在泰晤士河畔，提醒著人們英國曾經的輝煌與經驗教訓。巴特西情結也已深深融入了英倫文化的血液裡。

不是說英國現在的大氣環境就多麼多麼好，居住在這裡感受就多麼多麼優越。倫敦市長鮑里斯斥資改善倫敦空氣質量汙染的措施仍被詬病，倫敦的空氣質量時至今日還被英國媒體各種監督吐槽——比如媒體指責倫敦尤其是牛津街，是全世界二氧化氮汙染最嚴重的地方。但這也正是體現了英國媒體的言論自由與監督有力——有報告說，根據英國2013年全面空氣質量監測資料，倫敦達到“危險等級”的天數僅為8天，其他城市更少。這裡藍天白雲的時間確實比國內多太多了。

今天我的朋友圈裡一位在英國定居數年的前輩說：上週，舅舅在北京被確診為咽喉癌，當我得知這一訊息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霧霾。這是我第一次把霧霾和我親人的健康聯絡在一起。每次短暫的回國，嚴重的霧霾儘管已感不適，我還是覺得與我無關。但這次我真的覺得霧霾已張開他的血盆大口在侵噬普通百姓的生命。今天凌晨我看了柴靜的片子，同時也看到各種評論紛至沓來。無論怎樣，柴靜以她的影響力，從民間發出了對霧霾的挑戰。

同樣自費拍過食品安全紀錄片的崔永元說：我認為《穹頂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啟蒙作用。柴靜的紀錄片，可能是她職業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步，但對於國家霧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同為前電視人，我欣賞她仍堅持對於發現真相、深入調查、呼籲改變的追求;在名人效應的光環下，所幸能夠一定程度上消抵變革難行的無力感，不管是鮮花還是雞蛋，起碼這麼多人都看見了關注了;我更期待咱們國家的霧霾治理能夠在十年內真的取得一些成效，重現多一些藍天白雲，那麼我也能夠在那時牽著自己孩子的手，說：看，這是我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