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關於秋天的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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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又稱秋季,一年四季的第三季,由夏季到冬季的過渡季,北半球為9至11月,南半球為3至5月,天文為秋分到冬至。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關於秋天的古詩,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有哪些關於秋天的古詩

1、《秋夕》

唐·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2、《望洞庭》

唐·劉禹錫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

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

3、《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

宋·陸游

三萬裡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

遺民淚盡胡塵裡,難望王師又一年。

4、《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唐·李白

江城如畫裡,山曉望晴空。

雨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

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5、《山居秋暝》

唐·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6、《秋登蘭山寄張五》

唐·孟浩然

北山白雲裡,隱者自怡悅。

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髮。

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

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7、《宿建德江》

唐·孟浩然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8、《登高》

唐·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9、《中秋月》

宋·蘇軾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10、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

宋·陸游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

悲歌擊築,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

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拓展知識】

古詩分類

中國古代詩歌體式繁多,在古詩的分類和叫法上也眾說紛紜。尤其是對於樂府、古風、歌行體三類詩,更易混淆。因為,從形式上看,樂府體與古風都是五言體,七言古詩與歌行體都是七言體,很難區分。但是,從古代以來,人們比較一致地承認它們在表達內容、手法、風格特色的區別,對它們有約定俗成的稱呼。

人教版八年級(下)在《詩五首》的“研討與練習”第二題中說:“《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是‘歌行體’詩,形式自由,語言流利,格調奔放。請從句式、敘事、抒情等方面說說這兩首詩的異同。”又九年級(上)知識短文《怎樣讀書》中說:“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較寬,叫古風……”

這裡的叫法,不符合習慣。人們習慣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詩叫做“七言古體詩”,而把岑參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體”,編者也明顯看到了兩詩的“異”,所以出了這樣的問題。而杜甫的《三吏》《三別》雖然在形式上與“古風”同為五言,但是習慣上人們把《石壕吏》叫做“新樂府”,而不叫“古風”。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對中國古代詩歌體式作一簡要回顧。

我國最早的詩體是四言的“詩經體”,接著出現了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體”(也叫“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為後來的五、七言詩提供了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為中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了專門負責蒐集各種詩歌、民歌的機構“樂府”,它所蒐集的最有影響的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夠看到的“漢樂府民歌”。它最大的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為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的《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的《飲馬長城窟行》《十五從軍徵》等,即是“正宗”的“漢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內容體式影響了當時及後世的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的《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了樂府民歌的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的發展衍變形成兩種主要的形式。一種是文人以模擬為創作的“古題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漢樂府”的題目,寫新的內容,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七上)、楊炯的《從軍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高中)等。

這些詩歌的特點是雖沿用了漢樂府的題目,但是寫的內容是新的,不過與原題有一定的聯絡,如“從軍行”與隊伍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的敘事為主轉變為以抒情為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鑑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的.古題樂府,今能夠見到最早的是三國時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齊樑時的鮑照始大力為之,寫出了《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歌唱,而七言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為主,在內容篇幅上,一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一氣而下。它可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的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志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為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為“歌行體”。

另一種則主要是借鑑了“漢樂府”敘事為主、反映現實的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的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注。它並不再借用“漢樂府”的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的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寫了許多這樣的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的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的詩。至中唐時,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為了挽救當時國家的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引起統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新樂府”的稱號,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的“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樂府詩的特點。

文人學習“漢樂府”的還有另一類情況,主要是將樂府詩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體詩中,體現出與以往五言古體詩質樸古奧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風》(58首)組詩。 “古風”從形式外表上看,與五言古體詩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抒情內容和方式上,卻有區別。清代趙執信《聲調譜》中在回答樂府與古體詩之間區別時說:“音情迥別,於此悟入,思過半矣。”(《清詩話》1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內容感情風韻方面的區別。《甌北詩話》中更進一步指出:“蓋古樂府本多託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蘊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已無此風味矣。”(《清詩話續編》1142頁,1983)由此可見,雖同受“漢樂府”影響,杜甫的“新樂府”與李白的“古風”是有區別的。

在唐人詩集中,直接標以“古風”題目的很少。“古風”、“五言古體”、“新樂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講格律,所以也沒有“格律較寬”的問題。七言歌行體發展到唐時,也出現了兩種情況。因為唐時出現了“格律詩”(也叫“近體詩”,以區別以前不講格律的“古體詩”),所以,一種是有意把格律詩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體詩中,一種是有意避開格律詩的句法、手法。習慣上,人們把前一類叫做“七言歌行體”,後一類叫做“七言古體詩”(簡稱“七古”)。

初唐的一些詩人在繼承南朝齊樑詩歌的華麗鋪陳基礎上,嘗試將七言格律詩的句式和對仗等手法引入歌行體中,於是出現了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詩篇,形成篇幅雄壯、氣勢巨集肆,散句中雜以格律、對仗等句式,以反映廣闊社會現實內容見長,讀來抑揚頓挫,跌宕多變,為人稱道,人稱“初唐體”,遂使七言歌行體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適、岑參等用此體式寫了大量的邊塞詩,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八下)、《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九下)等,這些詩充分發揮了“初唐體”的特色,內容豐富壯闊,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壯奇麗,手法技巧多樣,語言駢散結合、優美多姿,讀來令人意氣昂揚。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這種體式中融進敘事成分,寫出了名篇《長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體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直至清代初期,吳偉業(號梅村)用這種詩體寫出了《圓圓曲》《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等名篇,以詩詠史,形式上更講究技巧,辭藻富豔,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型的藝術風貌,優美動人,膾炙人口,更將七言歌行體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人稱“梅村體”。到了清末民初,王國維等人還用這種體式寫出了《頤和園詞》等詩。

而杜甫、韓愈等詩人則在七言樂府體中有意識地避開律詩的句法句式,以體現出古奧、質樸的風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長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嘆息”、“冷似鐵”等),多用奇崛古樸的語言,以體現折拗鬱勃的特色,這在律詩中是不允許的。在內容風格上,這類詩往往以現實主義的題材、深刻沉鬱的感情為主,與前一類歌行體的濃郁浪漫主義色彩不同。但是講究內容的壯闊、氣勢情感的奔放激越,結構的轉折多變,又符合七言歌行體的總體特色。像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壇夜見海》,韓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盧仝的《月蝕詩》《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等,都具有這樣的特色,習慣上被稱為“七言古體”。

關於七言歌行體與七言古體詩的區別,前人論述非常多,劉熙載的《詩概》中是這樣區分兩類特點的:“七古可命為古、近兩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樑、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清詩話續編》2436頁)這裡所說的“古”指的就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那樣的七言古體,它繼承了漢魏古詩的古樸質實的特點;“近”則是指“初唐體”發展而成的七言歌行體,它繼承了齊樑尚巧求麗的特點。可說,這是在漢魏六朝七言樂府詩的大樹上結出的兩個不同風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國古體詩的基本概況,它與唐代出現的格律嚴整的近體詩(格律詩),成為我國古詩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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