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傾訴性和景觀化特徵

《額爾古納河右岸》用第一人稱完成敘述，飽含民族情感，具有強烈的傾訴性。

《額爾古納河右岸》借九旬鄂溫克族老人之口，在老人一天的回憶中，向我們講述了她和她的民族一起走過的百年曆程。該作品於2008年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正如頒獎詞所說：“遲子建懷著素有的真摯澄澈的心，進入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溫情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化。……”

本文試從傾訴性和景觀化兩大特徵入手，分析《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成功的文字自身原因。

一、傾訴性――民族情感張揚

20世紀80年代，文壇上出現了大量飽含民族情感的“漢寫民”文學，馬原、高建群、冉平、紅柯、遲子建等人都是其中的優秀代表。而在眾多“漢寫民”作品中，《額爾古納河右岸》能脫穎而出，原因在於，遲子建作為一個“他者”，成功地實現了對鄂溫克民族文化的認同，並在創作中，把這種認同借九旬老人“我”的敘述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傾訴，從而形成了文字飽含民族情感的傾訴性特徵。

1. 傾訴方式――第一人稱。《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敘事方式是回顧自身經歷的第一人稱。小說在開篇便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滄桑的畫面：九十歲的鄂溫克族老婦人“我”，端坐在皮褥上，喝著茶，向我們講述她的百年心路歷程。

在這種“追憶”中，“第一人稱‘我’兼有兩個主體：一是講故事時的‘敘述主體’，二是經歷故事事件時的‘體驗主體’。”因此，在作品中，也就相應地“有兩種不同的敘事眼光。一為敘述者‘我’目前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既有“我”敘述出來的過去時空發生的事件，又有作為追憶主體的“我”處在現在時空的複雜的內心講述。過去和現在兩個時空交錯呈現，構成對比，老人強烈的民族情感也在現實感受與歷史追憶的徘徊嘆惋中得以傾訴。

2. 傾訴視角――女性視角。文字的傾訴視角是文字中抒發情感和講述故事的角度，是作者賦予文字的情感基點。遲子建曾在《北極村童話》中模擬兒童的視角完成敘述。而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她卻巧妙地借用鄂溫克族最後一個酋長妻子的視角，將這個民族的百年曆史娓娓道來。

首先，女性視角使文字的傾訴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獨特體驗為主要線索。這一特點突出表現在對抒情意象的運用上。因為“構成故事環境的各種事實從來不是‘以它們自身出現’而總是根據某種眼光、某個觀察點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傾訴視角代表了作品抒發感情的價值取向。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借用女性視角，抓住女性在觀察事物時的獨特心理，選取遊牧生活中常遇到的事物，如：鳥兒、河流、熊、馴鹿等作為抒情意象，並運用與女性心理相契合的寫作手法，完成情感傾訴。在“我”的故事中，經常出現各種動物意象。比如：鳥兒代表歸屬感，有親人死於意外，“我們”會說“她已經和天上的小鳥在一起了”;熊代表神性，每次族人獵到熊，“我們”會舉行儀式祭奠它;母馴鹿因為自己的鹿仔代替列娜死去了而奶水枯竭……這些簡單的意象，被賦予母性的人文關懷和細膩的情感意蘊。文字也因此在與其他“漢寫民”作品的比較中脫穎而出。

其次，女性視角，以充滿溫情的形式，彰顯歷史的深刻內涵。《額爾古納河右岸》把一幅幅歷史畫卷以女性視角呈現給讀者，我們並沒有在文字中發現任何悲壯情感的渲染，有的只是平靜的陳述。這一點突出表現在“我”對悲痛情感的傾訴中。本來親人的死亡是十分沉痛的。然而，面對林克死於雷電、拉吉達死於暴風雪、尼都薩滿死於對日本人的反抗……文中的“我”並沒有過多渲染哀傷，而是在溫和的'訴說中，傾訴真情。比如，當“我”得知瓦羅加為了救人而在與黑熊的搏鬥中喪生時，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我想瓦羅加想得心疼，當我用手撫摩心口的時候，突然覺得我的胸脯已經變成了一塊堅硬的岩石。我脫掉上衣，拿著畫棒，在上面隨意描畫著。……這時妮浩進來了，她幫我擦乾淨了臉上的淚水和胸脯上的顏料，為我披上衣服。事後她對我說，我在胸脯上畫了一隻熊。”④

二、景觀化――民俗畫卷舒展

作者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運用大量民俗描寫，這種創作手法使文字自然呈現出另一個重要特徵，即：景觀化。景觀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批評家們對一些文學現象的概括。所謂景觀化，就是在文學創作中，把歷史和文化寫成可供觀賞、消費的景緻。

民族生活景觀。鄂溫克族是北方少數民族中十分獨特的一支。他們生活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繁茂的森林中，與大自然和諧相伴。因此，“我”在講述故事時，也用親切的語言描述著“我們”的衣食住行：“希楞柱”、“樺皮船”、“靠老寶”、“羽毛裙”……“剝下的樺樹皮可以做多種多樣的東西，如果是做桶和盒子，這樣的樺樹皮只需在火上微微烤一下，使它變得柔軟就可以用了。……”⑤這些場景，對於讀者而言，帶著原始和古老的氣息，構成了獨特的“景緻”。文字儼然呈現出一幅幅鄂溫克族風俗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