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最新大學聯考語文作文素材--古人的逆境故事

來源:才華庫 3.07W

1.參悟佛經,尋求解脫。

白居易貶九江司馬,到任後,他絲毫沒有被貶的痛苦,反而藉助宗經義、佛教來參悟人生,尋求自己的精神家園,表現出他曠達樂世的一面。可是,江州之貶,對“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的白居易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為了避免牛李黨爭再次禍及自身,他不再過問政治了,不做朝官只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隱,最後在洛陽度過了十八年“似出復似處”的生活。使他喪失了前期“不懼權豪怒”戰鬥鋒芒的,是他逐漸滋長的佛道思想。使他在自貶江州之後的漫長歲月裡得以解脫的,是他糅合了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作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寶,於是,大量的“閒適詩”、“感傷詩”就產生了。當然,他的兼濟之志並未完全消失,而是力所能及地為杭州人民築堤浚井。

蘇軾的思想是比較複雜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觀的各個方面表現得既矛盾又統一。貶官黃州後,蘇軾政治上極度沉淪,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悶的精神武器,即早年已萌發的佛家思想。在此期的許多作品中,儘管交織著悲苦和曠達、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邁的種種複雜情緒和態度,但這種超然物外,隨緣自適的佛家思想仍是它的基調。他好佛教而不溺於佛,他追求的不是消極的一面,而是以樂觀的安然的態度應物,保持對人生對事物的執著追求。於是,他更多地表現出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在貶謫時期的詩文中,包含著作者當時複雜而矛盾的人生感慨,其中包括了壯志未酬和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但因這一時期蘇軾的佛家思想加深,因而在詞作中形成了超脫曠達的風格。並且,兩次遭貶後,他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於是,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啟發的他,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

2.吃齋奉佛,歸隱田園。

王維早期因伶人舞黃獅子之事,貶至濟州。後回長安,得張九齡提拔,對其治下的開明政治積極支援。後因張九齡罷相,李林甫上臺的政局惡化,他早年信奉佛教的隱居思想就萌了芽,四十歲以後就過著亦官亦隱的生活,最終隱居終南別業,吃齋奉佛,生活極為優悠。即便安史之亂時追隨玄宗不及,被迫作偽官,即便肅宗回京,他再度被貶,後又升值尚書右丞,他都對現實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漠不關心態度,甚至嘲笑陶淵明棄官又做官。到了晚年,完全變成一個“以禪誦為事”的佛徒了。他的山水詩,雖然也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也有雄奇的自然景色,也有贈別的抒情佳作,但歸隱後大部分的名作有著對現實的冷漠,有著佛家空無寂滅的唯心哲理,有人就把他推尊為“詩佛”了。

3.攀附權貴,重入仕途。

元稹自小孤苦,貧寒的生活,使他早期能與權奸作鬥爭,並創作新樂府,但遭貶之後與宦官妥協,攀附權貴,重新入仕,直至做到宰相官位。這種文人的變節行為,雖然有他自己難言的苦衷,卻為時人所不齒。

南渡後避亂到嶺南的朱敦儒,紹興二年被召入朝,以好立異論,與主戰大臣李光交通,被劾罷官。後來通過秦檜兒子被秦檜籠絡,任鴻臚少卿,為時論所不滿。

劉克莊,因詠《落梅》詩得罪朝廷,閒廢十年;理宗端平二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郎官,被免;淳祐三年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可能是這一連串的被免使他受到了打擊,他於晚年竟然趨奉權奸賈似道,諛詞諂語,連章累牘,為人所譏。

無論是體恤民情,還是寄情山水,無論是失意絕望,還是為民造福,無論是憂憤悲嘆,還是潛心向佛,無論是關心國事,還是積極進取,唐宋文人被貶之後的作為,再現了封建專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獨立、品節的忠直、志氣的高潔。

從唐宋文人為自身不平之鳴的詩文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人性怎樣受壓抑,他們的良知怎樣被扭曲,他們的情感怎樣受煎熬。從這個意義上說,貶謫文學是唐宋士人人格的一面鏡子。

4. 接近人民,體恤民情。

因為貶謫,這些文人就接近了人民,有了體察社會生活的機會。

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儒家一面“民為貴”一面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卻喜歡勞動,主動接近勞動人民。是生活磨難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尤其是屢遭貶斥之後,他獲得了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瞭解了民情,看到了人民的痛苦,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一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一面勉勵人民參戰。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期間,寫出了“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的愛國詩篇,使他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達到了現實主義詩歌的高峰,贏得了“詩聖”的稱號。

從宰相任上被貶同州時,元稹遭到當地旱災,曾經作詩歸罪於自己,詩中問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為旱一州,禍此千萬人?”聯想到百姓的遭遇,他又問道:“團團囹圄中,無乃冤不申?擾擾食廩內,無乃奸有因?軋軋輸送車,無乃使不倫?遙遙負擔卒,無乃役不均?”。這種關懷,體現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韓愈被貶潮州時,有《宿曾江口示孫湘二首》記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難。

王禹偁敢於向宋太宗獻《端拱箴》,對“聚民膏血”的統治者大為憤慨,對“室無環堵”“地無立錐”的廣大人民深切同情。貶官商州時,同情由於旱災而流亡他鄉的饑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無異於人民的蠹蟲,就始終抱著羞於做官、關懷人民疾苦的態度。他學習商州民間的歌唱,熱情地歌頌人民集體互助的艱苦而快樂的勞動。

景佑三年十月,歐陽修為范仲淹被貶而鳴不平,結果自己也被貶為夷陵縣令。當時,年方三十的歐陽修不僅博覽群書,還深入到社會最下層,體察民情,同情人民的貧困,廣泛收集資料,反映人民的疾苦。蘇軾屢經貶謫,在艱苦的歲月裡不得不為衣食而躬耕,從而縮短了與人民的距離。從勤政愛民的思想出發,做了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謫官海南時,和少數民族也相處得比較融洽。

5.寄情山水,抒發苦悶。

中國文人一直深受老莊超脫出世思想的浸潤,當他們的人生道路——往往是仕途——遭遇挫折時,便委身於自然山水,從中尋找精神寄託。長期的貶謫生涯,消蝕著文人積極用世的抱負,他們只好把心放在和諧純美的自然山水中,靜靜地療傷,靜靜地撫慰,抒發憂思。

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貶到永州後,似乎非但沒有抱怨,反而以山水為樂,遍遊當地名川大山,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這些遊記,往往於景物描寫之中抒寫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與對現實的不滿。山水之樂,給了他精神安慰。他的山水詩,流露出一線恬然自適的欣慰,也表現出作者所向往的“雲無心以出岫”的自由生活境界,但也處處顯出被貶遠荒的幽憤。

慶曆五年,歐陽修被貶到安徽滁州之後,一度借酒澆愁,寄情山水,經常悠遊於水光山色之間與民同樂。所以,39歲竟然已有醉翁之號,還修建了醉翁亭。《醉翁亭記》寫的就是滁州山間的朝暮變化,四時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間的遊樂,表達了擺脫約束、從容委婉的情致。

他們的“窮愁著書”在很大程度是無奈的,他們的內心仍然鬱悶不已,遊山玩水只是為了排遣心中的苦悶。“洩為山水詩”,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平之鳴”罷了。

6.體認世態,表述絕望。

貶謫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對宦海浮沉、世態炎涼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普遍表現出對宦途的失望與無奈。但是,不同的貶謫文人因為不同的人生哲學和人格的指引有著不同的人生選擇。

長安三年,當權的宦官外戚等等任務暗中對李白讒毀打擊,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現實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他寫了不少詩歌抒發了自己的痛苦和憤懣。如《行路難》、《樑甫吟》、《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夢遊天姥吟留別》等,雖然高揚著勝利的信心,充滿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但也在無法排遣的悲憤中表述了他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強烈痛苦

柳宗元初貶永州任閒職,情緒一度低落,曾心灰意冷地對友人說:“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然觀其在永州期間創作的諸多寓言小品,或諷刺那些依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或諷刺封建剝削階級醜惡的人情世態。感情充沛,諷刺犀利,諷刺了當時腐敗的社會與政治,表現了對世態的清醒體認,表述了極度壓抑下的不屈。

因反對新法,蘇軾出任杭州通判經過金山時寫了《遊金山寺》,詩人從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從長江的到海不回暗傷自己的宦遊不歸,流露了對宦途的厭倦情緒。震驚朝野的“烏臺詩案”雖因親友的營救和神宗的干預,蘇軾未遭殺身之禍,而以黃州團練副使的身份貶謫黃州。這個職位相當低微,而此時蘇軾經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於公餘便帶領家人開墾荒地,種田幫補生計。這飛來的橫災,徹底粉碎了他希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然後功成身退的幻想。沉重的政治打擊和後來的喪子之痛,滋長了他逃避現實和懷才不遇的情緒,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以及反映在創作上的思想感情和風格都有了明顯的變化。

秦觀在貶官後寫的小詞,表現他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時的絕望。在《千秋歲》與《踏莎行》中,有著濃厚的感傷情調,對於自己的或是他所關心的人物的不幸遭遇,往往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抱怨態度。在《臨江仙》與《虞美人》中,以一個被遺棄而無可控訴的女子的口氣,表達了自己遭到當權派接二連三打擊之後的鬱郁不得志。

幾遭黜落之後,即便是在范成大幕府期間,陸游仍然無法派遣報國無路的苦悶,只能借酒澆愁。“渭水岐山不出兵,卻攜琴劍錦官城”,可見他當時的抑鬱心情。

7.推行改革,為民造福。

韓愈被貶潮州後,為了興辦州學,捐出了在潮州任上八個月的所有俸銀,用於鄉校的辦學費用。韓愈在潮期間,還“以正音為潮人誨”,也就是推廣唐朝的普通話、從事語言規範化的工作。他以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把中原的教育和文化帶到了潮州,把原來一個近乎茹毛飲血的社會徹底革新。

被貶柳州,柳宗元也沒有因為被移至窮僻之地而徹底絕望,而是在當地繼續推行改革。他革除典賣男女的殘酷陋習,制訂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辦法,規定那些已經淪為奴婢的人可以按時間算工錢,抵完債可以恢復人身自由,回家和親人團聚。此舉受到廣大貧苦人民的歡迎,後來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縣。當地迷信落後習俗比較嚴重,他嚴令禁止江湖巫醫騙錢害人。他重視文化教育事業,興辦學堂,推廣醫學。他重視植樹造林,並多歡親自參加了植樹活動。柳州人從不敢動土打井,在他的指揮下接連打了好幾眼井,解決了飲水當地的問題。柳州荒地很多,他組織閒散勞力去開墾,僅大雲寺一處就種竹三萬竿種菜百畦,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柳州四年,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興利除弊,為民造福,實際是王叔文改革在區域性地區的施行。柳宗元於四十七歲卒於柳州後,當地百姓為之立祠紀念。

8.不甘沉淪,關心國事。

李白雖然被人一直稱為“謫仙”“詩仙”,但他畢竟還是一個熱愛祖國、關懷人民,不忘現實的偉大詩人。他對足夠的強大統一非常關心,像盛唐邊塞詩人一樣,對保衛足夠邊疆的將士作過熱情的歌頌,對天寶年間統治者不斷向吐蕃和南詔發動不義戰爭作了尖銳指摘,對個別將領的屠殺邀功作了大膽揭露,對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密切關懷。即便是因為從璘之事被捕入獄流放夜郎,他都不甘沉淪,拳拳愛國之心絲毫沒有減弱。

杜甫屢遭貶斥之後棄官而走,從此過上了長期漂泊的生活。多年飢寒的體驗,使他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變忘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的喜怒哀樂總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三春的花鳥都會心痛得流淚,一旦大亂初定,訊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他抨擊了唐玄宗的窮兵黷武,揭露了權奸的奢侈荒淫,譴責了地方軍閥的禍國殃民。無論他漂泊到什麼地方,無論他自己的生活怎麼困苦,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兩遭黜落兩遭罷官,都沒有頹廢陸游的愛國之心。即便是他在山陰度過寧靜而又簡樸生活的二十年間,參加了一些農業活動,與農民有著一些往來,寫出了大量反映農村殘酷現實和描寫田園風光的詩,但仍然“寤寐不忘中原”,愛國思想愈益深沉。嘉定二年,他抱著“死前恨不見中原”的遺恨與世長辭。這種不甘沉淪關心國事的愛國情懷,教育鼓舞了後代無數讀者。

9.積極用世,銳意進取。

永貞之貶,對於劉禹錫的打擊是致命的,但他沒有灰心喪志,更沒有沉淪頹廢,沒有隱逸江湖林泉,也沒有留連詩酒風月,而是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表現出一種悲而不哀、怨而無悔的高風亮節。在遷謫遠州的漫長歲月裡,他雖然也有過感傷和悒鬱,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積極振作起來,亢奮而不狂躁,執著而不拘泥,進取而不偏執。謫居朗州時,他曾收到元稹贈送的一根竹鞭,借詠贊竹鞭,表達自己堅貞正直的耿介個性,寄託重返長安的迫切願望。直至晚年,詩人依舊保持著開朗豁達的心態,待時而起的雄心,放眼未來的銳氣,百折不撓的頑強鬥志。

范仲淹26歲考中進士,在地方上幹了十年小官,始終保持著放眼未來的進取精神,後經晏殊力薦進了京城。可是,位卑言輕的他敢於阻止年輕的仁宗率百官為太后祝壽,不久就被逐出京。十年後,仁宗廢后,范仲淹進言直諫,觸怒皇帝被貶睦州。在地方上,他保持著百折不回的執著,表現出一種堅韌不拔、堅定不移、堅貞不屈的意志,積極用世,大力治水。因為有功,再次進京並一再升職。呂夷簡把持朝政任人惟親,他晉獻《百官圖》於仁宗,尖銳地指出哪些人的升遷是合格的,哪些是有問題的,痛責宰相以權謀私,表現了他超凡出俗的人格意志和由此而昇華的精神力量。仁宗不察,將其放逐知饒州。54歲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為參知政事,幾經貶黜放逐,仍是壯心不已,推行“慶曆新政”。改革告吹,仁宗下詔解除範職。范仲淹於悲憤與無奈之下,激流勇退去了鄧州。鄧州期間,寫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陽樓記》。“寵辱不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經典名句,是他宦海沉浮數十年人生境界的真實寫照。他積極進取的一生,千百年來激勵著許多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

10.悲嘆憂憤,拍遍欄杆。

國有難,招來用幾天,朝有謗言,又棄而閒幾年。被棄時,不是寄情山水,而是不停地上書朝廷希望再被任用,結果只有遭來更長時間的賦閒。這就是南宋許多文人的基本生活節奏,也是他們一生最大的悲劇。他們的棄用,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被貶。他們悲嘆國中無人,看著國土一步步地淪喪,只有帶著滿腔悲憤急得拍遍欄杆。

楊萬里直言敢諫屢次上疏,得罪權相韓侘胄,罷官家居長達十五年,最後憂憤而死。無論是寓悲憤和諷刺於詼諧嘲笑之中,還是直接抒寫愛國情懷,或是對農人的痛苦深表同情,都使他因為深切悲嘆而不失為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

比如胡銓、陳亮、葉適,即便是或貶海南,或誣陷入獄,或劾歸鄉里,仍然不忘向當朝皇帝不斷上書,以強烈愛國之心,以無比憤慨之情,義正辭嚴地指陳弊政,建議改革,進行備戰,誓師北伐。但面對他們的,依然是南宋小朝廷的偷懦與苟安。

因為南宋一代當權的始終是投降派,陸游的報國理想始終遭遇冷酷現實的扼殺,這就使得他激盪著昂揚鬥志的詩篇,始終充滿了壯志難酬的憤懣和蒼涼沉鬱的色彩。淳熙八年,辛棄疾因言官彈劾落職,退居江西上饒帶湖,似乎流露了對政治的厭倦,過著一種悠閒自得的生活,但由於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貢獻給祖國的統一事業,所以他的內心還是相當憤憤不平的。後來,抗金派被起用,他出任浙東安撫使、鎮江知府。由於韓侘胄的妒忌,他又被中途罷免了。韓侘胄出兵輕率,北伐大敗。統治集團卻認為是他煽動韓侘胄出兵的,這些流言蜚語的中傷對他又是一個重大的刺激,他於第二年懷著政治抱負沒能實現的滿腔悲憤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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