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詩歌的鄉國情懷
余光中他的詩歌就是他的靈魂，他用美妙的文字寄託他的鄉國情懷。
從文化學心理學角度看，安土重遷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於是和西方人相比，中國人的思鄉心態要更強烈。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記憶具有選擇性：凡是人們喜好的記憶表象更多地儲存在大腦皮層中，長時間積留下來的多為美好的回憶。人成為異鄉遊子時，往往因生活習慣、文化氛圍、人際關係等原因，感到孤獨無依，心理上往往尋求安全、溫暖、依託。此時，故鄉的景物，親朋故舊便以一種溫情的回憶佔據心頭，這就是詩人所“離群託詩以怨”的動機了。余光中寫鄉愁，也是基於這種心理根源的。
“中國詩人似乎永遠悲嘆流浪和希望還鄉”。這便使尋根念祖、返本思歸的羈旅母題成為中國曆代文學的傳統。古詩有云：獨在異鄉為異客。但是對於“眾在臺灣”、特別是跟大陸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文人們來說，有家不能歸的境遇強化了他們對鄉國的渴望，也許海峽越是清淺，旅人越是要苦悶――跨越為何如此之難?在臺灣文壇，余光中堪稱是吟唱思鄉之曲的高手。在眾多的詩文裡，他以一行行自胸中淌出的文字，演繹著濃濃的鄉愁;又以一縷縷從體內抽出的絲線，縫綴著密密的親情。從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長城謠》中的塞外關山;從古長城的漢家陵闕、灞橋涸柳到淮揚二十四橋明月夜，說不盡的鄉情、鄉戀、鄉思、鄉愁。這種空間上的隔閡引誘著作家的追憶，藉助詩句神遊大地。
詩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又特能引發出他的鄉愁。“江南，唐詩裡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蘇小小的江南”，吳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漁港的江南。江南的歷史文化、風物人情，使詩人日夜縈懷。然而，現實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詩人禁不住發出慨嘆：“喊我，在海峽這邊/喊我，在海峽那邊/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風箏的江南/鐘聲裡的江南!”(《春天，遂想起》)對江南的鄉愁、鄉情、鄉音、鄉景的呼喚動人心旌。
不僅江南，詩人對黃河兩岸、長城內外同樣充滿了眷眷的深情。“傳說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黃河的肺活量能歌唱/從青海到黃海/風也聽見/沙也聽見”((《民歌》)。而一旦黃河凍住，還有長江、心的血海、民族的血海來傳唱，詩人固守著民族的淵源，並且推而廣之，把民族的傳統凝聚在簡單的詩句中，詩中的'龍的形象更是把中華的文明生動地表現在文字之間，令人宛如看見了這樣一條薪火相傳的巨龍。《鄉愁四韻》中，酒一樣的長江水、血一樣的海棠紅、信一樣的雪花白、母親一樣的臘梅香，四個中國文化味十足的意象在詩人筆下反覆詠歎，那是充滿深厚底蘊的情誼。而《鄉愁》一詩,更是將思念故園、追懷親情的心緒，表達得細膩生動、深婉含蓄。詩人以郵票、船票、墳墓、海峽作為情感的具象載體，隨著時空的不斷變化，鄉愁的內容不斷加重，當鄉愁成為“一方矮矮的墳墓”時，詩人對母親的感情是多麼深沉而歉疚，其中包含著多少血淚與吶喊!最後，詩人的感情由對自己親人的思念昇華為對整個大陸同胞骨肉的思念以及對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殷切希望。空間上的分離把詩人眷戀的胃口一再勾起，真實的土地此時代替了中華的文化，對文化的眷戀落實在土地上，鄉愁油然而生。
余光中一生，在中國與西方，現代與傳統之間出出進進，往返遊離，但最終他做了一個“回頭浪子”。箇中原因非常清楚：對祖國的熱愛，對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使詩人即使在最為“西化”的時期，他的思想與精神也並沒有真正地在西方文化中“錯位”，而是在“西化”的表象之路上不斷拋卻、突破西方文化語境，努力使自己的創作“迴歸”到母體文化中去。他說：“新大陸和舊大陸，海洋和島嶼已經不再爭辯，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國的。這比一切都重要……每一次出國是一次劇烈的連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遠在這裡，因為泥土在這裡，落葉在這裡，亦永遠永遠播揚自這裡。他以中國的名字為樂。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為樂。”((《蒲公英的歲月》)這是余光中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種特別敏感而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的表現。正是懷揣著這顆以民族自尊為核心的愛國之心，他的許多作品總是飽蘸著悲憤來敘寫民族的憂患。這是他詩歌抒寫的最主要形式，由悲而痛，痛之至極，哀之至極，則愛之至極。他在詩中吟唱：“在長城，不，長江之南，但是那歌調/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在冷戰的年代》);詩人為我們民族“皮鞋踩過，馬蹄踩過/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白玉苦瓜》)而悲憤，但同時也渴盼著我們的民族能以頑強不衰的生存意志重新振興。憂慮本身是來自眷戀，憂慮更加催生著眷戀，兩者互相交織，更加刺激著詩人的鄉國情懷。
拓展：
余光中簡介
1928年重九日餘氏生於南京。青年時於四川就學，在南京青年會中學畢業後進入金陵大學修讀外文。
1945年與覃子豪、鐘鼎文等創辦“藍星詩社”，主編《藍星詩頁》。
1946 年考入廈門大學外文系 。
1947年入金陵大學外語系(後轉入廈門大學)，
1948年發表第一首詩作，
1949年隨父母遷香港，次年赴臺，就讀於臺灣大學外文 系。
1950年五月到臺灣，9月以插班生考入臺大外文系三年級，兩年後畢業。1952年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
1953年10月， 與覃子豪、鐘鼎文等共創“藍星”詩社及《創世紀》詩刊，致力於現代主義詩歌創作。
1956年與範我存女士結婚，後育有四個女兒。年間先後任編譯官 及大學教職。
1958年到美國進修，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後回臺任教。先後任教於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期間曾兩度赴美任多間大學客 席講師。
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LOWA)藝術碩士。 先後任教臺灣東吳大學、師範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其間兩度應美國 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
1972年榮任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兼系主任。
1974年到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
1985年9月離開香港回臺，定居高雄市，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國語文研究所所長。十月獲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
1988 年起餘氏擔任梁實秋文學獎翻譯評審一職，對之策劃、推動所耗心血非常多。
1991年十月於香港參加香港翻譯學會主辦的翻譯研討 會，並接受該會頒贈的榮譽會士銜。現在臺灣居住，任臺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