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翻譯觀的現代詮釋論文

【摘 要】玄奘西行取經17載，歸國後畢其生於佛經翻譯，其譯著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被譽為“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玄奘踐行的翻譯觀開創了中國譯經史的新風格和新局面，本文通過剖析其翻譯觀，聯絡當今實際翻譯思想，對其作現代意義的詮釋。

【關鍵詞】玄奘；佛經翻譯；翻譯觀

1.引言

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時期，28歲時，抱巨集圖大志前往印度求學，西行17載，其間歷經千辛萬苦，回國後的二十年中，畢生從事佛經翻譯，總共翻譯了佛教大小乘經論75部1335卷，共計1千多萬字，玄奘的譯著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玄奘的譯著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產，指出“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玄奘開創了中國譯經史的新風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鳩摩羅什以前的譯經稱作“古譯”，羅什及其後的譯經稱作“舊譯”，而把“新譯”的名稱給予玄奘。可見，玄奘踐行的翻譯觀為中國古代佛經翻譯註入了新鮮血液，也是其取得輝煌成就的理論基礎。對於玄奘的翻譯，有人視為“唯一精確直譯之文，忠實於印度原文”，也有人視其為“不忠實於原文的意譯”（呂澂語，《覆熊十力書七》）。兩種看法均有其客觀分析的基礎，從玄奘的譯經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端倪。不過，結合兩種觀點，更能通達玄奘翻譯思想之核心——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玄奘既重“信”，又重文體風格，實為直譯和意譯的完美結合，正如梁啟超所云，“若玄奘者，則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參見周敦義《翻譯名義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原則，對後世的翻譯活動，特別是譯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本文通過剖析玄奘譯經的理論主張，結合當今翻譯思想，將其置於現代視野下，詮釋其理論意義。

2.理論主張的歷史背景及其淵源

玄奘是偉大的翻譯實踐家，漢語功底深厚，西行17載，又造就了高超的梵語水平，精通語言又深通佛理，譯文似天成之作，登峰至極，“覽文如己，轉音猶響”（《大唐西域記》）。玄奘譯經的質量，達到了佛經漢譯以來的最高水平。實踐成就一方面得益於理論指導，同時又提升理論認識。因此，儘管玄奘的譯論留存極少，但其思想精華閃現出的光芒歷經千年，依然眩目。從翻譯歷史看，玄奘並非實踐第一人，亦非理論先行者，在其之前，譯論已散見，各家觀點也形成了爭鋒的局面。玄奘在譯經繁榮、譯家輩出的時代，超凡脫俗，畢其終生於佛經事業，剖析當時的背景及歷史淵源，有助於瞭解其理論主張的基礎和源頭。

佛經翻譯始於漢代，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時，安世高已經開始較大規模的譯經活動了。然而，一般認為，佛經譯論開篇當推三國時支謙的《法句經序》（參見陳福康 2000：6）。支謙認識到翻譯之難——“名物不同，傳實不易”，進而審視時下之觀點，起初責“質直”之言為“不雅”，後則附眾隨流，在“實宜徑達”聲中，也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飾”了。可見，在佛經譯論誕生初期，直譯、意譯之爭便開始了，支謙在直譯的洪聲中，既有隨附，也有阻抗，其譯文“辭旨文雅，曲得聖義”（《高僧傳》）。當時眾譯家還引用老子和孔子之言為其直譯觀辯護，這說明我國譯論從一開始便深植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傳統文論和翻譯理論緊密結合。其實，這種“棄文存質”的直譯主張是翻譯早期發展歷史的必然反映，因為早期的佛經翻譯不僅受制於譯者的雙語水平，還受到文化的阻隔，而且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足，經文質樸而旨聖，譯經“唯懼失實”，應該“得本緣故”（道安語），力求符合原文原意。由此可見，我國開篇譯論孕育在直譯佔主導的土壤之中。隨著佛家文化漸入本土，異質之言或徑入或文飾，佛經翻譯家也注意到佛家經典與中國本土的知識背景和學術思潮的融合社會必要性，譯經多為“滯文格義”的意譯。從道安對意譯的斥責可以看出當時的意譯之風。道安（314-385）堅持“委本從聖，乃佛之至誡也”，反對削胡適秦，飾文滅質，求巧而失旨。“五失本，三不易”概括了其理論主張及其對翻譯的認識。鳩摩羅什（344-413）通曉梵漢，堪稱“譯界第一流宗匠”（梁啟超 語），其譯經質量受到很高評價。從其譯經來看，羅什偏意譯，趨文飾，注重表現原文的文體與語趣，因此，其譯文“有天然西域之語趣”（贊寧語 參見《宋高僧傳》）。羅什對翻譯的見地隱於一個妙喻之中，“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參見陳福康 2000：18）其後高僧對於“文”、“質”之見，多執中用兩，持一種辯證、厥中的看法。彥宗（557-610）著《辯證論》，“以垂翻譯之式”（彥宗）。從評述歷代譯經及譯論到經驗總結，再到垂範譯者的“十條”、“八備”，彥宗對翻譯的探討“可謂深探本源”（梁啟超語），說明我國古典譯論已從論述翻譯方法擴充套件到了對翻譯主體的關注。

可見，玄奘所處時代已是譯事興盛，譯論紛呈，盛世大唐，百業更興。玄奘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竭其精，畢其生，致力於佛經翻譯，成就千秋偉業。可以說，玄奘的譯經思想萌發於歷史沃土，成熟於躬身實踐。下面將對其思想核心進行剖析，以灼其華。

3.方法論與“五不翻”

佛經翻譯至玄奘時已是異彩紛呈，各家觀點雖有爭論，但並不排斥，在直譯意譯的統領下，各顯千秋。“質”者存其真而近於理，“意”者得其體而隱於形。按佛教史家的古譯、舊譯和新譯之分，鳩摩羅什開啟了一個時代，而玄奘則將佛經翻譯引領到了新的高峰，登峰造極的不僅僅在於譯著的數量和質量，還在其秉持的原則和方法論。玄奘之前的譯經，方法和過程同一，先按梵文逐字搬譯，再按漢語語法改寫，最後由筆人潤飾。其中輾轉傳遞，加之個體之間認知和闡釋的差異，必然造成語詞增減，原意走失。玄奘則不然，梵漢精曉，佛理深通，“覽文如己，轉音猶響”（《西域記》）。其譯文順理成章，一氣呵成。

關於玄奘的翻譯方法，印度學者柏樂天和我國學者張建木進行過專門研究，在對勘玄奘所譯的《集論》和《俱舍論》後，總結出了六種翻譯技巧（參看馬祖毅 1998：66-68）。1）補充法。玄奘譯經時，為了使讀者瞭解，常常加幾個字或一兩句話。如俱舍論品：“大德法救復作是言”，原文沒有“法救”二字，加上之後可使讀者知道“大德”指的是誰（法救是人名）。再如“為對治彼八萬行故，世尊宣說八萬蘊”，“八萬行”是原文中所沒有的，但若照原文直譯，只譯出一個“彼”字，便可能產生誤解。2）省略法。玄奘的譯文刪略原文之處極少，而且限於無關緊要之處。如在“adi，等”之前刪節一些“等”字可以包括的字詞。3）變位法。改變梵文的次序，如《集論》中“avinirbhayarttyatiniyatam upadaya”，玄奘譯成“隨轉我所故，不離我所故”，顛倒了兩句的次序。4）分合法。玄奘運用此法翻譯梵文複合詞，有時“分”，如《集論》中“sat cetanakayah caksuh samsparsajcetana srotraghranaphvayamanah samsparjacetana”，被譯成“六思身，眼觸所生思，耳觸所生思……”，在原來的“耳鼻舌身”每個字後新增“觸所生思”；有時“合”，如《集論》中“yasca purvantaklpika drstayah yasca apararrakalpika drstayah”，直譯應為“計前際見，計後際見”，但玄奘合譯為“計前後際見”。5）譯名假借法。使用另一種譯名來改譯專門術語，使含義格外清楚。如一般使用“識”來譯“vijnana”，但玄奘有時用它來譯“citta”（心）；“心”字一般用來譯“citta”，但他有時用“心”來譯“dharma”（法）。6）代詞還原法。把原文中的代名詞譯成代名詞所代的名詞，有時在名詞前加“此、彼”等字樣。此六種技巧在玄奘的翻譯態度和原則指導下，運用自如，終成大師傑作。

玄奘翻譯方法如是豐富，然其論述留存極少，後世從零散的材料中將其譯論歸結為“既須求真，又須喻俗”。在直譯意譯的爭執中，玄奘執其中，既不偏“質”，也不過“文”，因為“文過則豔，質甚則野”（《大唐西域記》）。從玄奘的譯文形式看，“比較起羅什那樣修飾自由的文體來覺得太質，比較法護、義淨所譯那樣樸拙的作品又覺得很文”（參見馬祖毅 1998：65）。他引用孔子之言“必也正名乎”，強調翻譯必須音不訛、語不謬，才能義不失、理不乖。有學者（呂澂）指出，玄奘翻譯擅勝之極在於融化原文中的義理，熟練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來貫通原本。由此可見，玄奘的“文、質”平衡技藝是多麼的高超，確實做到了“真、俗”的高度統一。如果說舊譯是對古譯的突破，那麼玄奘開創的新譯則是佛經翻譯新的里程碑。玄奘認為在“不違本”的原則下，“傳經深旨，務從易曉”（《大唐西域記》），併力圖糾正舊譯之艱澀和失本。他制定的“五不翻”原則尤為後世所推崇。其實，玄奘譯論之精華所在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既須求真，又須喻俗”，一是“五不翻”；前者針對段落結構而言，後者則針對名詞而言。“五不翻”具體為：1）祕密故，如“陀羅尼”；2）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3）無此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木；4）順古故，如“阿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5）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參見周敦義 《翻譯名義集.序》）。“五不翻”對名詞和名稱的翻譯作出了具體的指導，其理論淵源可追溯到孔子的“名從主人”之說，實際上，玄奘常引用孔子、老子等人之語為其辯護，思想上根植於中國傳統哲學和古典文論。

4.玄奘譯論的現代意義

現代譯論在現代語言學等人文學科的關照下，逐漸走向系統化、科學化，譯學研究得到蓬勃發展。對翻譯的多視角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領域，從多樣性中看到了翻譯的方方面面，這種多維度的研究加深了人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傳統譯論是現代譯論的奠基石，因此，對傳統譯論的'反思便成了構築現代翻譯學的理論訴求。我國譯論始於佛經翻譯，在數百年的譯經史中，譯家的豐富經驗凝結而成的涓涓細流最終匯成理論大川，歷經千年，經久不息，為現代譯論的開創奠定了理論根基。在譯經大師中，玄奘雖談不上理論大家，然其精華灼現，燦若星辰，尤其在方法論上，影響後世極為深遠。

玄奘善於總結前人經驗，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譯原則。在義理上，他反對古代譯經家的‘達意’原則而提倡忠於原本、逐字逐句信筆直譯之譯法，是謂“求真”；在文法上，他應用六朝以來字句偶正奇變的文體，再參酌梵文“鉤鎖連環”的方式融成一種“整嚴凝重”的翻譯風格，既恰當的體現了印度佛教原典的結構，又符合中國的文法習慣，是謂“喻俗”；在一些關鍵詞彙（名詞和名稱）上，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則，為後世所共許。將玄奘的翻譯原則置於現代視野下，仍可見其光芒。嚴復的“信達雅”原則，嚴格意義上說，是對傳統譯論的總結昇華，玄奘在持“信”的基礎上，已開始尋求上升到類似“達、雅”的境界。玄奘釐定的翻譯原則重在規範譯文及翻譯過程，並無設立標準之意圖，然而，其原則已起到標準的作用，即標準的前瞻性作用在其原則的運用中已得到了體現，譯者只有遵循這些原則，才能通達“圓滿調和”的譯文。當今譯論紛呈，立標準者亦不在少數，不僅國內有傅雷的“神似形似”說、錢鍾書的“化境”說等，還有國外眾多學者的標準論，如蘇聯的巴爾胡達羅夫的“意義不變”論、美國奈達的“最接近的等值”論、英國卡特福德的“等值替換”論以及德國諾德的“功能+忠實”論等等。“求真”是為了存“信”，而“喻俗”則是向讀者靠攏，增加可讀性。這與現代譯論重心移向譯語及譯文讀者是一致的。玄奘“五不翻”原則中的“不翻”就是用音譯，音譯之名雖初顯生疏，但其原義不會有增減之損，日久也就自然地融入到譯語語言文化系統之中了。

5.結束語

玄奘譯論雖不能與當今譯論家之大作相比擬，但其理論精華及思想靈魂卻是後世依循之典範。國內有學者將我國譯論發展過程劃分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現代譯論與傳統譯論一脈相承。玄奘的“求真、喻俗”論及“五不翻”原則澤披後世，彰顯著巨大的生命力，在現代視野下，既有古樸的忠實觀，又有新穎的功能觀，既強調存原文之原義，又注重譯文之效果。“不翻”涉及到了文化層面的問題，雖未深究，卻開啟了洞悉之門。縱觀玄奘一生，堅強的意志、明確的理念、精深的知識、歷史的繼承、嚴謹的學風、優秀的團隊和不求名利的品格是其成就事業的關鍵，也是我們追思先賢、以古益今之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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