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小說暴力主題的美學

遲子建作品中暴力描寫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其追求美好人性的必要背景。

文學作品中將暴力與美學相結合產生的‘暴力美學’一詞，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才流行起來的一個從形式感出發的批評術語。[1]女作家遲子建的暴力敘事同餘華、莫言作品中對血腥暴力的暴力大相徑庭，她是在柔婉、細膩、溫情之中來書寫暴力的，是為美好、和平作襯托，引起人們的思考，驚醒世人，創造和諧。這種對於暴力的美學處理與考量，同日本漫畫家宮崎駿有異曲同工之妙，核心是表現對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和平主義及女權思想的深度思考與探究。

遲子建作品的暴力畫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與自然間的暴力關係

人與自然間的暴力關係在遲子建小說中主要圍繞著生存展開，因此這種暴力是指人們為了生存，遵循自然法則而進行的一種暴力行為，在遲子建的小說中，主要表現在狩獵方面，即獵殺。《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溫克族人為了生存獵殺熊的場景描寫：“槍響的時候，我的心也彷彿跟著蹦了出來，堪達罕的鮮血已把湖心染成黑夜的顏色”[2]對自然生存索取的敬畏感，使狩獵“堪達罕”的活動呈現出一種宗教儀式色彩。暴力在這次獵殺活動中不可或缺但卻並未被過分渲染，而是以一種類似英雄死亡的悲劇色彩加以體現。無論是自然崇拜還是人定勝天，都是對於主客體間關係的一次認識，也將直接決定一位作家自身的認知能力與人文精神。

在自然疾病面前人們表現出了自身的弱勢姿態，這種弱勢表現在無辜的人們並未對自然採取任何行動，卻遭到了自然無情的傷害。相反對於自然的貪慾索取同樣會遭到自然瘋狂的報復，但報復的物件往往是處於生存狀態的底層群體，真正以來自然獲取奢侈生活的人仍會超脫於自然之外，比如人們無限開發自然，自然也必將反作用於人類，礦難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案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通過礦難向人們展示了另一種自然暴力。作者不是直接描寫礦難的慘相，而是通過對礦難及其原因的揭示，挖掘了礦難的'社會原因和人們道德底線的失守，對礦工妻子的醜惡行徑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將暴力的場景消淡在道德的追問與反思中。

二、男權話語下的暴力敘事

在男權社會中，掌握話語權力的男性對女性擁有著絕對的權威，甚至於對女性違反法律前提下的傷害在民間話語中也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從而使女性往往承受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傷害。作為女性作家的遲子建發現了，即使在現代中國，這種男權性話語權力依舊牢固地存在於整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受到暴力行為成為了一種普遍而極其正常的現象，同時她也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於是在她的作品中我們還會看到女性反暴力男性的情節。如《野炊圖》中的女性在男權社會中被強的描寫極具典範性，因為這其中的男權話語與政治權力相結合。

然而遲子建對暴力描寫的貢獻就在於，她不只是以一味的述說女性的悲慘來換取讀者的憐憫和施捨，相反，她還通過講述故事來描寫女性的奮起和抗爭，以及受男權文化浸染女性自身的暴力。在《第三地晚餐》中陳師母冷靜的講述自己為捍衛權益而殺了丈夫和他情婦的過程。

北方女性的潑辣、大膽、敢作敢為、嫉惡如仇、不計後果的特點在陳師母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這種性格是和南方婦女的溫婉、賢淑、膽小不同的。同早期東北女作家一樣，遲子建的小說中對能體現東北女性暴力的描寫也很多，正如蕭紅筆下的王婆一樣，陳師母身上突出地顯露出東北的地域色彩，透露了東北女性對暴力行為的熱衷。

三、戰爭背景下的暴力美學

戰爭暴力是暴力美學的重要組成，戰爭屠殺的場面往往使人感到人性的冷酷和殘忍。同時戰爭又是考驗一個民族承受力與寬容度的特殊景觀，戰爭在文學作品中的出現往往以視覺的感官刺激為主要表現形式，無論我們如何美化、昇華戰爭本身的意義，它帶給參與其中的人們的永遠是抹不掉的傷痛與痛苦記憶。遲子建的戰爭景觀與其他作家相類似，仍然充滿了血腥與暴力，人性的光輝幾乎被抹殺殆盡。但遲子建的獨特之處也恰在於此，同樣描寫戰爭，她卻能通過精妙的敘述和細緻的描寫，在向讀者展示戰爭血腥，批判冷血暴力的同時，也向人們透露出呼喚美好和平的資訊。遲子建的小說，最能代表其戰爭暴力的是《偽滿洲國》，其中有大篇幅的屠殺慘景。

遲子建是一個愛憎清楚、是非分明的作家，她寫暴力，絕不是為了故事的需要而像餘華、莫言熱衷暴力描寫一樣，她寫“暴力”是對“非暴力”的一種追求，是對美好人性、人類和平的一種執著嚮往。遲子建前期小說中這種暴力傾向不是很明顯，自2003年以後作者將這種暴力直接表達出來，或許這正是作者對這個社會的一種渴望，希望那種安詳、寧靜、平安要永久的存在於人間。作者作為一個反暴力主義者的傾向作家，寫暴力卻希望暴力消失，寫殺戮卻盼望和平，遲子建對暴力的描寫以及暴力美學的矛盾態度，表明了女作傢俱有的善良本性和崇高的人格。